重返长安的李适，虽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局势却并不乐观：由于客观上已经没有了靠武力解决藩镇割据的实力，因此他不得不对藩镇割据的现状采取了姑息政策，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西方的吐蕃乘机大举进犯，导致京师长安又一次戒严。好容易熬过了危险期，由于猜忌沙场宿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又渐渐地掌握了皇宫禁卫军队，为以后的宦官干政埋下了祸根。李适本人则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信用卢杞、裴延龄等奸相，把国势弄得一团糟，甚至连他自己也好几次差一点就成了叛军的俘虏。裴延龄病死时，“中外相贺”，人们都为少了一个大奸臣而欢欣鼓舞，唯独皇帝李适却“悼惜不已”，并追赠裴延龄为“太子少保”（《旧唐书·裴延龄传》）。因此，唐德宗李适实在算不上一个好皇帝，说他是昏君也不过分，柏杨先生甚至骂他为“猪皇帝”。不过无论如何，李适却有一个大优点，那就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多次下达“罪己诏”。

此前汉武帝刘彻的所谓“轮台悔过”，虽然也承认“曩者，朕之不明”（《汉书·西域传》），严格说来，还算不上“罪己”，因为所谓的“朕之不明”，犹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大大小小的君主们自称“寡人”，即“寡德之人”，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自称罢了。李适却不同了，他具体地、实实在在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乃至罪过，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下罪己诏的皇帝了。那就让我们看看兴元元年正月初一（公元784年1月27日），李适在奉天行宫接受文武大臣朝贺时下达的这样一份诏书吧：李适承认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旧唐书·德宗纪上》）。

李希烈（约750年～786年）

正因为自己的无知、昏庸，造成了朝廷的恩泽没有下达，民间的情况不能上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民，人们怎能不产生疑虑、怨恨呢？可是身为皇帝的我却穷兵黩武，四处征伐，又造成了“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的惨状。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皇帝仍然是“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结果是“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朕上对不起祖宗，下辜负了万民，痛心羞愧，“罪实在予”啊！从今往后，你们这些文武大臣们啊，无论是上书还是上奏，都不得再给朕加上什么“神圣文武”之号了，想想看吧，“蒙暗寡昧”如朕，怎堪承受那“神圣文武”的称号呢！李适又表示，李希烈等都是有功绩的旧臣，他们之所以背叛朝廷，是因为“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除了那个朱泚因为挖掘破坏皇陵、得罪了先帝，朕不敢赦免外，其余的不但全部“原宥”，而且还都官复原职。

（《高处不胜寒——皇帝与他的后妃儿女们》系列之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