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时，始终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对他们亲切又关心，从来不用上级的身份去压制别人。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就曾回忆起自己向毛主席表达不想在首长身边工作时的事，那时候毛主席想要他在身边工作，李银桥觉得毛主席是首长，只能自己受委屈了。

没想到毛主席说，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平等的，还就多久放他离开的问题，与他立下“君子之约”。

但是毛主席也是普通人，有时候难免会有脾气。贺子珍就评价毛主席：有一点脾气，会表现出恼火的一面，给谈话制造一些紧张感。

1953年就有这么一次，毛主席对着自己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说：“王医生，以后我的事不要听傅连暲的，你直接决定。”

要知道，这样的命令不太合理，毕竟，傅连暲是王鹤滨的上司，也是一直以来备受毛主席信任的革命战士，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情谊。

听了这话，王鹤滨也难免感到为难。

为什么一向对工作人员亲切有加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傅连暲又是什么人呢？

傅连暲出生于1894年9月14日，他的家庭十分贫苦，在福建省汀州的沿海地区。

福建的地理环境相信很多人都有些了解，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如果说其他地区的贫苦人家是作为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削，那么福建地区的很多人连务农的机会都没有。

傅连暲的父亲从他小的时候就在码头做搬运工，常年的重劳力生活压垮了父亲的脊背，依旧没能为一家人换来足够生计的物资。母亲也靠着缝补洗衣贴补家用。

但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许多新的东西也往往是从福建先传入的，这其中就包括驱使西方国家一次又一次发动大航海的宗教。

傅连暲小的时候，福建出现了许多由洋人兴办的基督教会，这些教会的传教士会给当地的百姓分发许多福利，还会兴办免费的学校，以达到向百姓传教的目的。

为了教会分发的免费食物，傅连暲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加入了基督教会，小小的傅连暲就这样成为了基督教的一员。

当然，这对于他很难不说是一种幸运。按照他的家庭条件，在那个年代他可能很难完成教育，但加入了教会又不一样。

有教会提供的教会学校，傅连暲顺利接受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并且在1911年顺利考入亚盛顿医馆，学习西医。

对于他的家庭来说，考入医馆学习西医，或许是他们家庭唯一一个阶级跃升的办法。或许他的家庭当时满怀期待，希望儿子可以光宗耀祖，光耀门楣。

当然，傅连暲日后的人生的确可以称得上光耀，但革命后的新中国，大概已经没有门楣了。

1914年，在西医馆学习了三年的傅连暲，在封建家庭的操办下，与家中的童养媳刘赐福结婚。这种封建婚姻如何姑且不说，他的家庭想必是很感谢基督教会的，就连童养媳的名字也充满了教会色彩。

但这一年对于傅连暲来说也是充满痛苦的，因为在主持过两人的婚姻后不久，父亲就因病过世。此时，傅连暲还只是医馆的一名半工半读的学生，家中骤然失去重要经济来源，生活又一次变得艰难起来。

1916年，傅连暲终于完成了学业。因为在学习期间的优异表现，被聘请为汀州八县的旅行医生，后来还担任过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等职。

从职位变动上来看，青年时期的傅连暲受到所参与的基督教会的影响很大，他担任医生的机构几乎都是西方教会开办的医院，他也作为基督徒医生的身份活跃于医疗工作中。

另一个特点在于，基督徒的身份，让他常常以慈善医生的身份医治病人。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由于读音医院里的外籍院长被反帝运动吓跑，傅连暲得以接过院长的身份。在他担任福音医院的院长期间，常常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并且秉持着大爱，对病人从不问身份、地位、党派、团体等等，一律提供同等的医治。

傅连暲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对于基督教产生怀疑和批判的心理，就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

事实上，在那之前基督教会就已经停止了对于医馆的汇款，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担心自身遇到危险，外籍的传教士都已经跑光了，医馆自然也就不会得到基督教的支持。

但傅连暲依旧坚定的扛起了医馆的运作，并且整整两年的时间，依旧虔诚的信仰着基督教。

但是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贺龙和叶挺所率领的起义军部队来到了汀州，他们想要把在起义中受伤的战士们送到福音医院救治，却遭到了拒绝。

一直以来，傅连暲都认为基督教秉持着人性的大爱，和超越一切狭隘立场的崇高人道主义，所以在他担任院长的时候，从来不会对前来寻求救助的人抱有任何偏见，这是他一直以来信仰的根基。

可傅连暲没有想到，在面对起义军的时候，在面对红色政权的时候，这些平时嘴里喊着人权，喊着博爱、普世的同事们，却对那些深受重伤的伤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和抵触。

这是贺连章第一次直面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他在其中感受到了某种伪善和虚伪。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意识到，这些看起来到处宣扬着平等和大爱的组织，根本不能成为救国救民的办法。

要知道，傅连暲不但是一名受过洗礼的基督徒，他同时也是在那个时代里的一名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初那个国家危亡的时刻，每一名有志青年都在拼命思考国家和人民的出路。

在对西方的教会组织感到失望以后，傅连暲开始寻找起其他真正有效的道路。

其实早在1925年的时候，傅连暲就曾经与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子恢有过一面之缘。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将《社会新观》以及一些进步报刊送给了傅连暲，这让他对于革命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南昌起义以后，傅连暲救治起义军的时候，又曾经遇到过周总理。周总理在看人上自然是很准的，对于革命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他就曾明确的指出，傅连暲被英国人对他的资助和上帝的教义限制了思想。

这句点拨对于傅连暲来说称得上醍醐灌顶，与起义军中的革命人士接触，对他来说也颇受启发。同时，也是经这些人的夸赞，他知道了毛主席的存在。

另一方面，他的子女傅维钰在南昌加入了我党，从南昌回到家乡后就进入中学担任教员，而他的侄子和堂弟都是我党红军和地下工作者。

其实一开始，傅连暲并没有坚定的想要加入共产党，他只是一边秉持着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一边思考救国图存的道路，但很快他就经历了一系列恶性事件。

由于家中数名亲属都是党员，而国民党又对我党人士实施了大范围的拘捕和迫害，让傅连暲直接面对了国民党丑恶的一面。

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有许多收编的军阀，这些人没有纪律，军纪败坏，常常对百姓进行劫掠和抢夺，有一次，金汉鼎就带着部下闯进了傅连暲家，在他的家中一顿搜刮，带着劫掠来的财物扬长而去。

另一方面，他的侄子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并且被捕后，很快就遭到了残忍的杀害。不久后，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堂弟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并被害死了。

幸运的是，傅连暲作为一个医生，能得到不少普通人很难得到的情报。靠着这些情报，他保住了侄女和一部分我党人士的性命。

但是，亲友的惨死和国民党残忍的暴行让傅连暲意识到，国民政府救不了中国，救不了这些劳苦百姓，唯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理想。

1929年末，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军经过长汀，这时候红军队伍与傅连暲之间已经十分友好，队伍停靠的时候，依旧由傅连暲为队伍中的战士治疗疾病。

傅连暲医术高超，并且对于流行疾病的防范性很强，很快就发现有麻疹在队伍中传播，于是立即向我军后勤干部报告。

后勤部立即将这一消息递交给我军领导人，经朱德总司令的同意，傅连暲带领我军全体将士接受牛痘。

可以说，傅连暲及时发现问题，为无数我军将士保住了珍贵的性命。如果没能及时种痘，一旦这样的传染病流传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军对于傅连暲已经十分信任，甚至可以说将他视作自己人了。几年之间，我军无论领导人还是战士，都常常到福音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我军建立了苏区，伦敦方面早就停止向福音医院供给资金和药品。但是医院的物资有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主席将我党在福建省委筹来的黄金以及中共秘密交通线交给了傅连暲，由他派出最受自己信任的学生，前往上海购药。

这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辖下，可以称得上是杀头的罪状。但傅连暲和学生都以极大的勇气担起了这项重任，为我军带回了大量医疗器材和药品。

1932年，毛主席到汀州养病，有了更多时间与傅连暲相处，那几个月里，两人常常促膝长谈，随着对共产主义了解的越来越深，傅连暲也改变了信仰，成为共产党中的一员。

后来，伴随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展开的“围剿”，汀州的福音医院将一部分迁往瑞金，这部分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院长正是傅连暲。而留在当地的那一部分，则交给了他的夫人刘赐福。

第5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傅连暲坚决要求跟随主力部队。

这场艰难的旅行，他带上了整整8个铁箱子，装满了药品和医疗用具。不但一路上都在坚持治病救人，而且为我军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医护人员。

1953年，在苏联医生给毛主席会诊的时候，毛主席讲起自己40年代时站在空旷的广场上，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到广场参加会议。

苏联专家听过后，认为这应当是“恐旷症”。但是傅连暲觉得，毛主席只是在当时情绪下精神紧张引起的失调，不应当将之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

为了避免毛主席对于心理疾病产生负担，傅连暲少见的在毛主席没开口之前插话，表示这种现象就像有的人害怕高处一样，只要多见一见就会好了，并不能认定为是“恐高症”。

苏联的专家听过后，知道毛主席后来没有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将傅连暲的话听了进去，没有再提起恐旷症的事。

可是毛主席被傅连暲打断了话头，难免有些生气，回到办公室后，就对着王鹤滨说起了气话。

王鹤滨心里知道毛主席只是一时生气，因此不敢接话，毛主席让他给傅连暲打电话说要骂他，王鹤滨也没有打。

两人沉默了半天，毛主席的气才慢慢消了。

第二天，毛主席果然对王鹤滨道了歉，直言自己昨天的脾气不是对他发的，还让他以后还要听傅连暲的业务领导。

直到这时，王鹤滨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毛主席也同傅连暲聊过当时的事。傅连暲在中南海见到王鹤滨后，还调侃他，怎么毛主席让他打电话都不打。

其实王鹤滨也知道，那时候毛主席正在气头上，担心一旦打了电话，两个人话赶话的，影响老上司的工作。

不过，傅连暲对于主席更加了解，他说：主席发脾气也是对我批评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