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传来了阵阵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这是歌曲《阿姐鼓》的歌词，诗意的歌词背后隐藏的是恐怖诡异的真相：阿姐不是击鼓人，阿姐是鼓！

现今南京一博物馆还摆放着一具真实的阿姐鼓。

乍一看，人们只会以为是某种普通的古代乐器，直到仔细阅读旁边的文字介绍：“取自16岁以下无疾而终少女背部的皮制成”。

一个妙龄少女为何会无疾而终，还被人剥下背部的皮？

一切要从那个堪比人间炼狱的旧西藏说起。

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封建社会，所谓政教合一，是指当地的国王和教主是同一个人担任，形成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的社会局面。

由官家、贵族、寺院僧侣组成的三大封建领主，利用宗教对农奴进行精神奴役，麻痹其思想，维护政治统治。

各种泯灭人性，视生命为草芥的献祭被扭曲成至上的荣誉，阿姐鼓就位列其中。

阿姐鼓的制作者是喇嘛，喇嘛就是我们内地人称的活佛，或者大师。

制作前，喇嘛会到各地的农奴家中物色原材料：面容姣好的未满16岁处女。

这些女孩一般十来岁出头，一旦被喇嘛选中，就会被其父母毫不犹豫交出。

当时的思想是：

“成为神明的祭品，是莫大的功德，下一世就能脱离苦海，成为农奴主享受人生。相应地，主动交出女儿的父母，也在积累功德。”

无论女儿怎么求饶，女儿的父母只会微笑着将其拱手让人，更为诡异的是，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女儿舌头被割掉，耳朵被刺聋。

因为是向尊贵的神明献祭，祭品的干净尤为重要。这里的干净不仅在身体层面要求女孩未经人事，还要求精神层面的纯洁。

被割掉舌头，她们就不会说谎，刺聋耳朵，他们就听不见污言秽语。喇嘛认为只有这样的女孩才是最纯洁的，敲打由她们的皮制成的鼓才能打动神明。

女孩被带回寺庙后，不得外出，终日在寺庙接受经文的洗礼，并使用药物增加皮肤的弹性，这一切都在为16岁生日那天做准备。

女孩满16岁那天，首先会被木架绳索固定不动，因为接下来她们将经历人类史上数一数二痛苦——被生剥整张人皮。

僧人先是在女孩头顶钻孔，然后从孔注入水银，水银是重金属，常温下是液体，它将顺着头皮与头骨的缝隙，钻进每一寸肌肤，使得皮肉分离。

少女全程清醒地感受到水银在皮下流淌，从头顶到脸部再到背部和四肢，直至痛到晕厥。

杀人不过头点地，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二八年华的少女，要被这样折磨至死。

这还不是结束，少女的腿骨会被单独取下，制成击鼓的鼓槌。

取下的人皮除了用作制鼓皮，还会被制成知名度更广的唐卡——一种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

唐卡的颜料选择多为矿物宝石和植物颜料，其色泽鲜艳明亮，画布要求也高，过去多用牛皮，羊皮，现今多用织工细密的纯白府绸或棉布。

但在被宗教异化的旧西藏，其《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为优劣等级：

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价为与尸体等重黄金；

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

妇女的价值被明文规定为草芥，连牛马都不如，被制成画布似乎也不足为奇。美妙瑰丽的图画背后是一张张人皮，被堂而皇之摆放在佛祖旁边，真挺讽刺的。

如果说阿姐鼓是借祭祀之名合理化残杀幼女，“明妃”则是借修行之名强奸幼女。

藏传佛教密宗的修行方式之一为静坐，修行层次以“灌顶”为名，初级为瓶灌，即用水浇身灌顶，高阶灌顶为身灌，即所谓的“双修”。

与修行弟子进行双修的女子称为“明妃”，同样要求不满16岁的处女。

藏密的喇嘛从其弟子的姐妹或是女儿中物色人选，或是引诱，或是要求弟子进献，弟子为了所谓的功德大多会同意。

僧侣要求那些幼女坐在其身上，主动与其发生关系，喇嘛需全程不动且不动情，如果不成功，则会有更多“明妃”供他们修行。

倘若能够身灌成功，僧侣就能得到“法王”称号，进入更高阶的灌顶，另外，他还能继续进行这样的双修，且不被要求不动情。

这些幼女小的只有12岁，与之发生X行为，在当今社会被视为犯罪，严重时被判处死刑。

但旧西藏的一些喇嘛，作为至高无上的“活佛”，拥有神学的绝对解释权，为了满足变态S欲，老谋深算地将强J幼女合理化为修行的必行之路。

这些成为“明妃”女孩发育未完全，有的被要求与多名僧人发生关系，加上当时卫生条件差，最后大多不堪折磨，年幼早逝。

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作者坎德勒写道：

西藏的僧侣历史就是一部血迹斑斑的阴谋史，布达拉宫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

宫殿，比欧洲中世纪城堡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犯罪的场景更多。

除了未成年少女，广大农奴妇女也是受残害的对象，当农奴家庭的债务无法负担时，女性就成为家庭牺牲者，成为抵债对象。

比如在书籍《帕拉女奴的今昔生活》中，边巴卓玛和她的阿妈被卖到了帕拉家做朗生，她的姐姐都被卖掉了，她和阿妈是家里最后两个女性。

上述都是受到神权、父权、夫权三重压迫的女性，但旧西藏的残酷无情地施加在每一位农奴身上，包括男性。

农奴作为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像牲口一样被随意处置，正如西藏民歌：“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

一位西藏老者接受采访时回忆，一名叫做古儿巴的农奴顶撞了农奴主两句，农奴主就割掉了其手掌。

一种更为普遍的惩罚方式是：

将凉水倒入肮脏的瓦罐中，强迫农奴喝下，一直喝，喝到吐为止。这种惩治一年一度，已经成为社会惯例，成为农奴主取乐的方式。

这些受罚的人一旦有反抗，将会面临如割鼻、挖眼、扔蝎子洞等更凶残的惩罚。在布达拉宫这座壮丽的建筑背后，有一个专门实施酷刑的监狱叫“雪监狱”。

其中一种死刑叫做头马刑：

针对的是不能支付人头税的农奴，他们会被绑在头马上，然后点燃头马腹部的牛马粪，越来越炽热，使农奴被活活烧死。

上面提到农奴家庭因为债务卖掉妻女或者偿还富农粮食，为什么农奴家庭会有如此严重的债务？

因为债务是喇嘛统治农奴的手段。

当时三大领主实行的税收称为“差乌拉”——包括劳役、实物、货币在内的一切租税。像粮食税、羊毛 税、柴火税、饲料税等等，甚至还有匪夷所思的“性别税”。

每个农奴家庭新出生的孩子，无论男女，先要交上一笔“性别税”，然后再根据眼皮单双，缴纳“眼皮税”。

在这样毫无人性的税收下，农奴不堪重负，连维持生活的粮食也不能保留，最后只得向农奴主借高利贷。

农奴主组成即三大领主，据统计，他们只占旧西藏人口的5%，却垄断了95%的自然资源。

接着他们颁布法律，明文规定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农奴只能固定在其所属领土的庄园内，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

就这样，占据旧西藏95%人口的农奴阶级祖祖辈辈依附在农奴的庄园内，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负担沉重的差役，偿还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三大领主通过上述操作榨干农奴所有劳动价值，维持其骄奢淫逸的生活。

当时的农奴家庭，包括妇女和大于5岁的小孩，每天天不亮起床，喝上几碗很稀的图巴，到地里干活。

直到下午太阳将要落山时再喝一顿图巴，干到天黑或者半夜以后才收工，第二天又是如此。

就这样辛苦劳作一年，上缴“差乌拉”后，一家人还会饿肚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农奴主借钱，农奴主趁人之危放高利贷。

高利贷一借，便需要世世代代来偿还。

解放军在一个农奴主的账本上发现一段真实记载：

一个农奴祖父从他那里借了700公斤粮食，从祖父到自己的77年间，他们共还了4.2

万公斤粮食。账本显示他们还欠140万公斤粮食要还。

高利贷利滚利，即便再过100个77年，他们也还不完。

也就是说少数特权阶级占据几乎所有的生存资源，剩下大量的农奴挣扎在贫困、饥饿、死亡线上，被称为“会说话的牲口”。

将封建农奴制度比喻为“吃人的制度”毫不夸张——西藏人口从清朝乾隆时期的约200万，锐减至1949年的约87万，减少近乎五分之三。

这般人间惨状实在是世间罕见，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占据总人口95%的农奴不反抗起义？

因为宗教。

前面说了，当时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

农奴主阶级利用宗教生死轮回和“前世”“现世”“来世”之说，麻痹农奴心甘情愿接受封建统治，要求他们安于现状，忍受农奴主的压迫，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世。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的达赖喇嘛，被奉为活佛转世，拥有无边法力，能够保佑信徒来生有好归宿。

达赖喇嘛的宗教思想渗透到每一个农奴心中，农奴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达赖喇嘛是为了挽救他们才施以重税，只有坦然接受，来世才能过得好。

这种极其严重的精神奴役举世罕见，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西藏从9世纪到19世纪近乎一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少数地几场动乱都发生农奴主之间，因争夺利益引起。

值得一提的是，起初传入西藏的佛教也有劝人向善等积极作用，其“腐化落后”，源于西藏僧侣集团将其异化扭曲称为一种政治工具。

1951年西藏解放后的几十年里，藏传佛教回归其本来观念：慈悲、利他、平等和无我等。

如今的西藏再无农奴制，再无三大领主，它跨越千年未曾逾越的大山，勇敢奔向现代化开放社会，同时也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奔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