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775位真人故事

我是一个60后老农民，成长在革命家庭里。

我的太爷爷和老爷爷在为八路军送盐时遭到日军枪击，双双牺牲，而爷爷也在为八路军取情报的路上被大雨活活淋死。

之后，我的大伯、父亲还有姑姑都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忆苦思甜。

大伯临死之前嘱托我，要把家乡的革命故事写成书，留给子孙后代。

为了这一句嘱托，我走遍县城一百多个村庄，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回到家中，用掉了上千支笔，最终完成了二米多高的手稿纸。后来，不分昼夜输入电脑，先后用坏三台电脑。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并不是那么容易。

（中间母亲，旁边是我的姐姐和妹妹）

我叫蔡云,1960年3月，出生在河南鹤壁市淇县小泘沱村。我的太爷爷和老爷爷武艺出众，是力举四百斤的大力士，也是县里的传奇人物。

当淇县被日本侵占后，我们家成了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站。太爷爷和老爷爷在为八路军送盐时遭到日军枪击，双双牺牲，而爷爷也在为八路军取情报的路上被大雨活活淋死。

当时年纪还小的伯父、父亲、姑姑纷纷投奔了八路军，而帮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八路军在淇县的初期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的奠基人王玉，也就是我的舅爷。

这就是我的家庭。每次家庭聚会时，大人们聚在一起，都会讲过去的故事，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对我将来产生的深远影响，更没有将这些故事写下来的意识。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才让我有了动笔的念头。

上小学的时候，实在没了赚钱的门路，我就自己割了一垜白草，等父亲给我卖了交学杂费。当时是集体所有制，所有的一切都属于集体。还没来得及卖，就被人举报。为此，村里专门召开批斗会批斗父亲。

父亲在检讨中说：“作为在八路军里长大的人，受八路军的教育多年，应该提高觉悟，不应该因为没钱就叫孩子去割草，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的老父亲）

随后，父亲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简单的讲了几个八路军的故事。会场瞬间从批斗会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演讲会。

父亲发言后，两个老革命也发了言。会议当场决定，把没收我的草折成了工分。

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我，八路军为什么如此受人尊敬？为什么在大家的眼里，它是那么的神圣？自此之后，我就开始留心八路军的故事。同时，这也是我写八路军故事的小小萌芽。

十三岁时，伯父的好友王祥伯伯来我家，大家在一起忆苦思甜，提起了过去战争的事，满脸泪痕。

因为知道我的作文写得不错，王伯伯鼓励我，要求我一定要把这些历史写成书，写成诗，写成戏，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过去的苦，记住革命的不易，记住现在的甜。如果有不知道的地方，他还保证给我提供素材。

想到很多群众自发参加革命，有的甚至牺牲，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感到特别心痛，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整理淇县对敌斗争的故事，将这些英雄的事迹记录下来。

自此之后，我就格外留心当地的一些战争故事，每逢听到必问究竟。晚上回到家赶快记到我的小本子上面。

（我的父母）

村里的老年人一天三顿饭都喜欢在街上的饭市上吃，在这里，他们可以天南地北地高谈阔论，其中很多话题说的旧社会和八路军的事。因为我家的饭食差，怕人家讥笑，我很少串饭市。

但自从有了写书的目标后，我就成了饭市上的常客。别人讲故事，我默默地听，有时还问上几句，回去后先简单地作个记录，以后再慢慢地核对。

同样一个故事，说的人多了，故事的真实性也强了，完整性也够了，我就把这一篇篇的小故事写进作文。

十四岁的时候，一支解放军的榴弹炮团进驻我们村演练。我根据我们村被日军扫荡的经过，写了一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作文。语文老师王永吉修改后，叫我抄写了两份，一份交到了县上，一份让我在班上念。

军民开了忆苦大会，王老师鼓励我上台念了这篇作文。谁知道，竟然引起了大家的掌声。

（我的自拍照）

解放军战士还带头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加强备战，巩固国防！”、“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军团长还上台和我握了手，并问我这篇作文是谁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他当场竖起了大拇指，夸赞说：“一个小学生能够写出这样的作文，了不起，了不起！”第二天，我的作文出现在解放军的墙报上。

没过两天，一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赫然在省报登出。村里连夜召开了群众大会，念了这篇文章，大家还对作者是谁发生了争论。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写一篇有意义的文章的重要性。自此，我开始向文科方向倾斜，为弄清一个故事的真实性，都会去实地考察，还要去看看事件的发生之地。

但因为太偏重写作，并兼任学校墙报的主持人和编辑，我另外几科的学习成绩严重拉垮，以至于高考时以六分之差名落孙山。

（我和我的妻子王爱香）

随后，我参加了函授学习，并任小队记工员，又任鹤壁军分区特约记者和桥盟乡财务清理员和县广播站通汛员。在此期间，也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过零星作品。

有了文学基础后，我被公社派到村庄里专职做财物清理和新农村规划。

在大石岩期间，我认识了妻子王爱香，并在亲戚的搓合下成婚。

1985年秋，伯父病重，弥留之际，他问我：“王祥来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叹了一口气说：“死王祥，你跑到哪去了？我要是能动弹，非去找你不可。”

想见王伯伯是伯父最后的心愿。为了伯父，我骑自行车赶到了土门村。经打听，王伯伯头几天逝世了，还没过头七。我不敢和伯父说，只告诉了家里人。谁知我大姐的声太高，被伯父听到，他将我们叫到床前，说：“死了就算了，我哥俩还能在地底下相见。”

然后又对我说：“叫你写书的事你忘了吗？”我眼含热泪说：“没忘，我搜集的素材不少了。”伯父的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笑容，突然头一歪，咽气了。那一瞬间，我仿佛感到一座大山压到了身上，沉甸甸的。

（淇县地下党第一负责人袁信后人与我合影）

目标有了，行动刻不容缓。我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素材搜集工作，其中艰辛自是一言难尽。

以史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必须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为证实记录的史料真实性和完整性及寻找需要补充的材料，四十年间我跑遍了淇县的大小近100个村庄。

访问过老红军、老八路军、抗日自卫团、老民兵、老妇救会员、儿童团员、革命烈属还有一些新五军、土匪、地富反坏分子约150多人。当然，访问扑空的和未果的次数多的无从计算。

淇县最早的革命活动是在淇县的西部山区，所以我在山区访问的村庄也多、人员也多。但是，山区也有不利的条件，就是道路不好，不能骑自行车。

每次我去这些村庄访问，就带着水和干粮徒步进山，有时为了走近路，就在没有路的山坡上拔开乱草荆棘，艰难的攀爬。往往是清早出发，半夜才能回来。

有一天去汲县小店河49团所在地访问，天不亮就出发了，中午忽然下起了大雨，把我淋到了半路上。我顶着雨，坚持到了小店河村，这个时候，一双鞋底都掉了，只剩下了一对鞋帮子护着脚。

（淇县朝歌老街，当时图书馆、老党校都在这条街上）

一户好心人家把我请进了屋里，给我换了衣服和鞋子。这一夜，我就住在了人家的家里。

第二天，这家好心人把村里的几个老年人叫了过来，你一言他一语的给我讲了好多八路军的故事，省了我好大的劲。到了下午，他们怕我回家太晚，硬留了我一夜。

遇到好人，难免也会遇到不好的人。和我家长期有过节的一个人，知道我执着写书，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常常给我讲一些“精彩”的故事，并促我赶快去XX村找XXX访问，说他是当事人，年岁已高，去的迟了，恐怕他就不在了。

可是，当我费劲巴拉赶到那个村子时，才发现他提供的线索多属子虚乌有。但是，我却不记恨他，因为从这个村上我也获得了另外的一些故事线索。这使我增加了辨别事件真假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我还是尊敬他的。

为确保故事真实，除了采访各地当事人，翻找参考资料也是重中之重 。像淇县文化馆、档案馆、党史办、广播站、各个书店及街上的卖书地摊等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在地里劳作时，孩子给拍的）

有一天，在新华书店我认识了一个稻庄村的女青年冯淑荣，她特别喜欢读书，我们很是谈的来。

当她知道我要立志写战争的小说时，即刻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她认为这些事件太过久远，很多知情的老人也都过世，搜集素材太过艰难，即使能写出来，到时候出版过审也是问题，还有后续的资金投入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不一定能成功。

当时，我不以为意。没想到，后来却一语成谶，写小说真的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虽然我到处搜集材料，但是我是一个农民，主业还是种地。可搜集材料耽误了农活。常常是别人家的庄稼浇两三次，我家只浇一次，不仅收成与别人家相差一大截，慢慢地，邻居们也嚼舌根子，说我不务正业，孩子们不理解，妻子很是埋怨。

这让我心里很是难过，有时候半夜急得睡不着觉，就望着屋顶发呆，身体上的苦我不惧，别人的冷言冷语我也不怕，我怕的是家人的不理解。

（二儿媳被村委会评选为“好媳妇”荣誉称号）

可是想想自已的理想，想想长辈的遗愿，我又充满了力量。到了2000年，我终于完成了手写初稿，用坏了上千支笔，手稿迭起来足有二米高。

当时大儿子在部队，帮我买了一台电脑，我开始学着往电脑里输入，先后用坏了三台电脑。

我写故事的主要来源是我的伯父、父亲和姑姑。他们期待的就是这本书的完稿问世。我每写一个章节，就念给他们听，他们会给我指出哪里不对。遗憾的是，我的书还没有定稿，他们就陆续地去世了。

好在我的二儿媳妇既懂人情又孝顺，她不但开导家里人和邻居，还给我打印和修改其中的章节。慢慢地，家里的人开始支持我的写作。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长时间的伏案赶稿，我的身体突然告急。经医生诊断，患的是肝硬化腹水后期，急需开刀治疗。

孩子们东借西挪，变卖家产，物资抵押，高利贷款，凑来了12万块钱，给我做了手术，把整个的脾摘除了。从此，我彻底失去劳动能力。

（大儿媳和孙子在沙发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身体还没有恢复，借贷的钱还没有还掉，更大的不幸又一次降临。

妻子突发脑梗塞住了院，孩子们再一次拿东西、车辆抵押，贷高利贷整10万块，给妻子做了手术。还好妻子的命保住了，却落下了身体重度偏瘫，经鉴定为二级残废，吃喝拉撒在屋，生活不能自理。

家里一下子有了两个病重老人，不但拖累孩子们在家照顾，还不能外出挣钱，全家的生活到了极度的困难时期。

我常常望着自己的书稿发愁，心想，“家里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全是因为你。”整个心在放弃与坚持的极致拉扯中摇摆不定。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又会想起我对革命老人的一诺，心里不免又生出了一层深深地自责。无论如何，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灰暗时光，成了我人生低谷的真实写照。

可能，我的坚持终究是让老天爷感动了，我等到了我的贵人——杨秀平同志。

（我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赶稿子）

有一天，杨秀平到我们家闲坐，我向她提起了这本书的事。她粗略地看了一下，说：“这是红色的爱国主义宣传教材，我去县上给你问问，看看它有没有出版的意义和价值？”她当时带了几个章节走了。

之后，她隔三差五地来看我，不但拿一些营养品，还给我认真地修改稿件。在她的安慰和鼓励下，我一度消沉的文学激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不久，淇县党史办、史志办、文广局都有了回应，支持我的工作。淇县文广局还专门采访了我，并录制了《灵山疾风》的专题片。史志办在《淇县文史资料》和《大事月报》上陆续登出了书中的几个章节。

随之，鹤壁电视台、鹤壁日报、淇河晨报、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河南广播电台也都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淇县最大的文化平台《淇县之窗》对此书作了全文登载。鹤壁文联也以有声读物的形式对全国播出，我也因此被评为感动鹤壁第十一期风云人物。

（小说封面）

2022年的10月1日，我的小说的最后修订工作完成了，正式定名为《灵山疾风》之《抗日战争篇》，为党的生日献了一份薄礼。

这部小说因为是红色爱国主义方面的，又是真实的淇县革命斗争史，能否在出版社顺利过关，是最大的困难。为此，县党研室专门派了文史教师王昭同志对此书进行了严格的把关修改，才顺利通过了出版社这一关。

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出版资金问题，出版书没有收益，我家又刚刚遭遇了重大生活变故，现在还背负着十几万的债务。

两个儿子因为要照顾我们只能打打零工维持生计， 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毅然决定为我贷款了八万出版了这部《灵山疾风》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每每想起，我都是又愧疚又欣慰。

（小说出版后为读书会志愿者签名）

这部小说从1938年纱帽山战斗写起，到抗战胜利、淇县人民武装49团被整编加入正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的序列止，系统阐述了英雄的淇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军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

讲解了淇县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过程，细致地还原了发生在淇县境内的一系列被日军扫荡的惨案和纱帽山战斗、小南坡战斗、朝歌寨战斗、东西桥战斗等经典的战斗。

这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普及题材，又是对中共淇县党史和地方史的重要补充。小说出版后，很多当地的革命后人和小有名气的人士多有拜访。

目前，我仍拖残躯着手整理《灵山疾风》现更名为《朝歌春雷》第二部之解放战争篇，这是抗日战争篇的姊妹篇。

若能出版，淇县在战争年代的整个对敌斗争史也算完整了。如若能大量的印刷发行，我将此生无憾，也期盼着这个愿望早日实现。

【口述：蔡云】

【编辑：海沫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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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本账号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