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拥有五万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党党员数量也即将突破五百万，在世界各国的执政党里都算得上是人数众多、数量庞大。

我党从无到有、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形势黯淡来到前途光明，一路艰辛，淌过尸山血海、穿过荆棘小径，摸着石头过河走到现在。

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坚持请示汇报制度有利于党中央掌握第一手信息第一时间做出决策，是成就如今硕果累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制度保证。

这么一大摊子革命事业，如何治理好党、管理好国家放在任何时代，摆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这是我党第一次领导全国性政权，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而言都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考验。

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用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党，如今我们胜利在即，进京赶考，可万万不能学李自成。

要发扬好土地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作风，胜利来之不易，这场考试对我们党是否能够领导全国政权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都要及格。

毛主席的伟大自不必多言，是每个人民群众心中衷心拥护的伟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担任最高领导人多年，却从不贪权恋权专权弄权。

毛主席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为祖国建设夙兴夜寐，在第一届国家主席任期结束后，毛主席就有了退居二线的意思。

倒不是懈怠，自己亦过了知命之年，半百之岁后，越发觉得精力不济，1953年，苏联“铁腕”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这个强力独裁领导人的故去给留给苏联的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从残酷的“夺位”竞争中，“脱颖而出”赫鲁晓夫的能力与担当又着实有限，斯大林时期以高超的统治手段一直压制着的矛盾突然集中爆发，能力不足的赫鲁晓夫盲目自信的一言堂致使苏联高层乱象丛生让毛主席感到触目惊心。

这让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治理国家若只系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卓越才能是不能长远的，新中国初立，政权的平稳运行还需依靠党中央领导集体群策群力、同舟共济，社会主义事业能发扬光大，更需要一代代领导人们的集体智慧。

从此，培养接班人变成了他现阶段人生的头等大事，为此毛主席做了如下安排：

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目前总体稳定，这些年轻的领导人们被毛主席委以重任，将国事决策和执行等方方面面的日常工作交给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和国家副主席们，自己则到幕后，负责政策的把关，听取领导人们的汇报，给予指导意见。

毛主席将自己的这套想法称作“一线、和二线制度”，通过这项制度，为新中国培养出下一代具备全面战略眼光和治国才能的中央领导群体。

这个群体的核心，分别是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以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久经考验的杰出政治家为领导核心为政权的平稳运转、国家的欣欣向荣通力协作、培养默契。

当这一套新的权力运作机制顺利运作较长时间后，有了稳中向好的迹象，毛主席也逐渐从国家的日常管理中退出。

作为被毛主席寄予厚望的接班人，众望所归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他道德高尚、能力全面、具有把控全局的战略眼光。

刘少奇开始全面主持深化全国经济改革、全面领导国家计委进行经济体制调整，国家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一转颓势、由低谷强势反弹一路长虹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毛主席钦定的新中国下一代领导集体，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自己的“防风林”，也为了自己身故以后，革命事业的传承发展，毛主席乐于“放权”“交权”。

从中央事务管理和繁重的日常国事中抽身而去，在“七千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政权平稳交接完成后，彻底退出一线的毛主席乘坐专列潇洒离开北京，在忙忙碌碌的晚年难得有了一段休闲安逸的时光。

随着“一线、二线”制度持续推行，主动放权退到二线的毛主席发现自己的这套制度并没有被完全贯彻，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在做决策时常常绕过自己、没有汇报、直接施行，党内逐渐变得“山头林立”、“分散主义”倾向开始越发严重。

政令难以统一，贯彻起来相互矛盾、自行其是的现象也越发多了起来，这个现象不只是出现在北京、也出现在各个地方。

毛主席察觉到这种趋势在全国逐渐蔓延并越演越烈，时任公安部长开国大将罗瑞卿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要事只呈报周总理，直到事发，一无所知的毛主席因为未提前收到当面汇报而非常不满。

在1964年中央会议的现场，毛主席罕见地大发雷霆道：

一线、二线平稳推行了十几年，你们一个两个现在羽翼丰满、翅膀都硬了，恨不得一个北京，能出两个独立王国，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它们就在中央！

别让我说，你们自己猜出来。

毛主席所说的这两个“独立王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失控”的国家计委和中央书记处，他们我行我素、对于党的汇报制度置之不理，无视毛主席、偏执己见。

在毛主席的眼中，“修正主义”的风险已经在党内蔓延开来，如不及时阻止，中国共产党难免会有走上苏修老路的风险。

而此时，距离“文革”的全面爆发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