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来，儒学思想和儒学教育开始在思想和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政府大力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授受《五经》的队伍。《史记》《汉书》《后汉书》皆为授受《五经》的名儒立传。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儒林群体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
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为谋求出路，重视学习儒家经典。西汉著名儒者有董仲舒、公孙弘、司马迁、刘向等，诸人之平生作为及相关著作可谓形形色色。有积极向统治者呈献对策者，有政治受挫失意，以文章抒发内心苦闷者，有以大赋形式为王朝歌功颂德者，有以先秦诗歌形式申说讽喻之义者。
纵观东汉近两百年，很多文学作品随着儒林演变而产生，理清两者的关联性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今人更深入具体地认识东汉文学面貌。
一、东汉前期儒林入仕参政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儒学思想内部逐步发生裂变，西汉时期儒学《五经》各有传承，出现今古经学之争，再加上西汉末期局势动荡不安，王莽夺权以后，谶纬思想开始流行，西汉社会处在神学迷信的状态下，儒者们为了巩固儒学思想的官方地位，不得不从谶纬思想中摄取利于君主统治的内容，从而重新建构了适应时代发展思想体系的新局面。
光武帝时期加强皇权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加强，尤其是 在吏治方面的整顿，让皇权更是高度集中在统治者手中。作为依附于皇权下的官吏们，儒家学者也要受到皇权的管制，儒生也因此更为谦卑。
《汉官仪》记载：“始祖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东汉统治者嘉奖、重用经学儒雅之士，营造尚礼的风气，来引导百姓儒学对于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统治者亲自去祭祀孔子，在社会上营建了一种尊孔的氛围，培养了普通大众对孔子的崇拜之情，强化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
各位君主对儒者礼遇有加。光武帝不仅寻访嘉奖伏湛、卓茂等前朝大儒，而且制定以儒取士的政策。促使世人明白通经可以获得求取功名的机会，引领社会积极学习儒家《五经》的风气。
光武帝乐于和自己的儒臣探讨辨析经学儒道，自他开始，汉朝后期的君王也更为重视经学：汉明帝亲自主持经学的研讨活动，让其的影响力扩张到所有从事儒学喜爱儒学的人中间；汉章帝召开了知名的“白虎会议”，该会议解决了统治思想的内部矛盾，以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
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匡补国政的儒者们统治集团内部在权力争斗之时，忽视官方儒学教育的发展，使儒学对黎民思想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君主逐渐丧失掌控国家的权力，依附于君权发展的儒学思想日益衰微，无法再统一约束世人的思想。在仕途不畅、立德立功的志向无法实现之时，部分儒者开始涉及道家的出世思想领域。
面对儒学对世人思想控制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统治集团为了收服人心，屡次征召久居草野的隐逸名士。不止统治者，大臣亦热衷于举荐处士，以致形成“举士必先朝野”的风气，使人觉察到朝廷的风向标，从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道家思想的研习上。
老庄思想的复归和道家思想的逐渐兴盛，使得儒林中人的个体意识亦随之觉醒。面对经书取士制度被破坏的局势，多数儒者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注重通过游学交游提高声誉，获取贵人的引荐，积极寻求官方之外进入官场的渠道。儒者与外戚、宦官利益冲突的加剧，又促使儒林的群体意识增强，该时期的游学目的，亦从拜师求学转变到以结交师友谋求名利。
面对戚宦交替干政、削弱君权的局面，奉行忠君思想的儒者们采用多种方式，与蚕食皇权的两集团斗争，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格局。一部分正直刚毅的儒者团结起来与奸邪势力正面抗争，屡屡惨遭打击甚至杀戮，更多的有志儒者专力于著书立说、开门受徒，不与这两股政治势力合作，保全了自身名节。
不论未入仕途还是久居宦海，当其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之时，儒者大多主动寻求解决办法，对当权者不再谦卑恭逊，以各自方式与之激昂斗争。此期间的文学创作主题，固不无前期歌颂赞美的余波，但由儒者对外戚内官祸国殃民的口诛笔伐、对政治弊病的切中肯綮、对帝王百官的衷心劝谏衍生出的多数作品，呈现出讽谏批判的思想倾向。
儒者对外戚、内官祸国殃民的抵抗，在奏议文中表现最著。和帝登位以后，窦氏专朝，窦氏诸兄弟结党营私、鱼肉百姓，朝中大臣多数惧而不言，但仍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儒者与窦氏对抗，直言无所回避，被权贵外戚所恶。在这场斗争中，袁安含恨而终，何敞被调任，乐恢自尽，但他们倾尽全力与窦氏相抵抗的结果，是最终促使窦氏集团毁灭。
外戚宦官争权乱政的同时，频发日食、水涝、干旱、地震、疠疫等灾害。汉人奉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天降灾异是向帝王示警，因此具有高度家国责任感的儒臣纷纷上书剖析时政弊端，为皇帝出谋划策。这类文章大都先议论灾异现象，进而联系当下政弊陈列计策，或借前代之事劝谏主上。从灾异之象批判现实，成为儒林与外戚宦官搏斗的利刃。
面临乱臣当道、小人误国的局面，忠臣义士慷慨直言，维护大一统政权，抨击佞臣、针砭时弊，对帝王百官谆谆相劝。诗赋创作风格从东汉前期的颂美走向讽谏的转变，在张衡作品中有明显体现。如《西京赋》以虚公子之口铺陈西京繁华景象，批评帝王耽于享乐，商贾牟取暴利、游侠聚众斗殴、辩士混淆视听
三、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刺世疾邪赋》：“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
东汉后期是政权最黑暗的阶段，在与宦官团体相争中，儒林士人表现过激，背离君权，最终遭到君主与宦官的共同压迫，走入困境。死亡在带给儒林群体恐惧的同时，也唤醒了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与退却的二重变奏。由怨刺险恶世道人心、抒写远祸自适心态而衍生出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感伤格调。
《离合作郡姓名诗》：“蛇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宦官集团凭借皇权残害众多贤良，给儒林士人心灵上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党锢之祸阴霾下，潜身避祸之人越来越多。伴随着远祸心理，儒者生发出自适愿望。由避祸自保心态而生发悠游自在乐趣，成为不少儒林之士的精神向度。
《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儒学思想衰落、儒林遭受重挫之后，儒者脱离儒家经学、政教礼义的束缚，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其作品由此转而注重抒发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东汉后期，许多士人为谋求生计而羁旅行役，与家人的离别思念之苦油然而生。诉诸笔端，大多感人至深。
结语自武帝将经学定为官学以来，儒林群体逐渐发展壮大。东汉以降，儒林作为精英阶层，其兴衰际遇影响了文学创作。在东汉前期大一统政权下，儒者依附皇权，积极入仕参政，立身态度具有谦卑恭顺的特征。在此期间所著诗、赋、颂、铭等，多以歌颂赞美为主旨，主要表现为颂扬君主、称颂王侯将相、赞誉儒者。
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的背景下，儒者多以匡补国政为己任，敢于与外戚、宦官势力慷慨抗争，在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君主合力打击下，儒林迭遭重创，处境极为困顿，“觉醒”和“退却”遂成儒者主要精神向度，在此期间所著赋、诗、谣、谚等，呈现出怨刺世道人心之黑暗、显露远祸自适之心态、抒写自我内心之情感三种主题并在的格局。
党锢之祸消除了同宦官集团直接相抗衡的力量，使得黑暗的宦官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宦官的狼狈为奸、肆无忌惮，不仅激起儒林对阴暗现实的怨刺情绪，也引起天下苍生的普遍愤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