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明亡于东林党，虽然这有些片面，但无法否认的是大明士大夫的无耻已经到了无下限的地步，当时大明的官员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投靠东林党就是一番阉党，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

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领袖赵南星任左都御史，利用清算“梃击”“红丸”和“移宫”三大案等政治旧账的机会，打击许多过去反对东林的官员。东林党就此崛起，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几乎占据了帝国的所有权力要塞。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东林党”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东林党人，很难做到团结大多数，他们在提拔正人的时候，总是不忘打击他们眼中的小人，党同伐异。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机会排除异己，造成了政坛的激烈冲突。这就导致非东林党的官员只能投靠魏忠贤。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危急之下，他求助于魏忠贤，甚至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并上升为左都御史、而且成为魏忠贤的头号打手，等到魏忠贤倒台的时候，第一个死的人就是他。

就这样，大明一些失意和被打击的文臣就以这种方式纷纷聚拢到魏忠贤的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于是魏忠贤很轻松地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由于魏忠贤本身太监，为了体现政治团体的巩固，就必须以“血缘”关系作为体现，所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魏忠贤的孝子贤孙。这样也是便于魏忠贤的使用。

内阁首辅顾秉谦年年纪比魏忠贤大。自然不能拜魏忠贤当干爹，于是在一次家宴中，就让自己的儿子拜魏忠贤为祖父，原文是：“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宰相下作到这步田地，国祚又焉能长久。兵部侍郎张我继更是棋高一着，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个亲戚，于是休了嫡妻，将女仆扶为正妻，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魏忠贤

而那些内阁、六部大臣乃至封疆大吏，个个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倒最后形成了阉党中的“十狗”“十孩儿”和“四十孙”。这些人大都是科举出身，他们俯首甘为魏忠贤这个太监加文盲的孝子贤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些人已经毫无廉耻可言，而在他们之前，凡是依附太监者，无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但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已经顾不了身后名了，将前世今生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

但也有不怕死的，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结果却被活活打死，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最后被诬陷受贿二万两，历经拷打，惨死狱中。杨涟在堂上受审的时候对家人嘱咐：“汝辈归，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一介儒士叫子孙不要读书，这样的话听来令人动容。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弹劾魏忠贤被罢官，但又被诬陷从安庆原籍押解赴京时，出现了“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动原野”的感人场面。最后矫旨下狱受酷刑而死，时年五十一岁。大明读书人骨头是最硬的 ，也是最软的。

打击东林党之后，魏忠贤专制朝政，内外大权一并收揽。就此魏忠贤成为“九千岁”。史载：“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意思就是距离“万岁”最近的那个位置。魏忠贤凌驾于众人之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天启六年（1626年），由浙江巡抚潘汝帧主动发起的向大太监魏忠贤献媚而修建的生祠很快推广至全国，几乎所有的大明官员都加入了向一个宦官歌功颂德的行列。各地也纷纷建立起金碧辉煌的魏氏生祠，在河南修建生祠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仅开封一地，就毁掉民房两千多间。

有一个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请求将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又建起魏忠贤祠。一个宗奉孔子的读书人，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居然还赢得了朝中重臣的喝彩。魏忠贤这个文盲居然和孔圣人并驾齐驱。最后以至于尧和舜才可与之之相提并论。天津巡抚黄运泰率领全城文武官员，列队于魏公祠阶下，对木像五拜三叩头后，自己又单独趴到供桌前膜拜，可以说，对待建祠的态度成了衡量帝国官员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成了官员升迁奖惩的重要依据。蓟州道胡士容不愿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被人告发，立即被逮捕下狱审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见魏忠贤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礼，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关进大牢，后与胡士容一起判处死刑，实行秋决。

儒家将天下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到了明末就都是小人了，都是无耻之徒，当时只有更无耻才能活下去。而当这种造神运动达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魏忠贤倒霉的时候，一些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官僚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最初顾秉谦致仕；刑部尚书徐兆魁去职闲住；大学士冯铨和吏部尚书王绍徽相继离职。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一是为形势所迫，二是皇帝病重了。这些帝国核心官员已经感觉到，魏忠贤快完了。

魏忠贤麾下有一个叫贾继春的，此人极具政治头脑，在魏忠贤得势时跟得很紧，可这边魏忠贤刚刚失势，他就第一个将攻击阉党首领的奏折递了上去。所以最初设定阉党的时候，此人成了漏网之鱼。但崇祯皇帝却坚持把他归入了阉党，而且说他是“惟反覆，故为真小人”。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那就是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宦官政治的恶政，使文官和士大夫在道德斜坡上急速滑落。朝廷的官员都成了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如此一来，大明的覆灭一点都不冤，话说回来，就算坏事都是魏忠贤干的，也无非还是证明朱由校是个昏聩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