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谷，这片被誉为“塞外江南”的地区，不仅以其郁郁葱葱的自然风光和丰饶的土地闻名，而且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战略要地。这里地处亚洲的心脏，东连天山，西接帕米尔高原，南望昆仑，北抵阿尔泰，是连接中原与西亚的桥梁。

正如俗语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伊犁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

自汉宣帝时期，中原王朝便开始对这一地区加强控制。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中原王朝对这片边疆的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了唐朝，这里更是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统领广袤的西域至中亚地区，使伊犁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的重要枢纽。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展示了伊犁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控西域者控天下”的战略思想。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沙俄帝国主义的东扩，伊犁的命运陷入了动荡。沙俄的野心不仅仅是要扩张领土，更是意图控制整个中亚地区的要道。

他们的策略是逐步侵蚀清朝的边疆防线，而伊犁无疑是他们的首要目标。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行动，沙俄不断侵蚀这一地区的清朝影响力。

1860年，清朝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被迫割让了外东北的大片领土，并且在条约中对外西北的界限让沙俄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更为严重的是，1864年签订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伊犁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原帝国的核心边疆变为了边缘化的边境地区。

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理念和战略视野深远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先生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布局时，提出了一系列建都方案，其中包括在武昌、西安以及伊犁建都的不同考量。这些选择反映了他对中国地理及政治环境的深刻理解。

武昌位于汉地中心，交通四通八达，是天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西安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建都的地点，位于国土心脏地带，象征着统一与中央集权。

而伊犁的选择则显得更具战略前瞻性，因为它位于亚洲的心脏，从这里辐射出去的力量能够影响整个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孙中山先生曾言：“谋大洲则建都伊犁”，这句话揭示了他希望通过控制伊犁来扩展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实现国家的战略上升。

然而，孙先生的这一构想虽然理想雄心勃勃，但在现实中却显得过于乐观。沙俄对伊犁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将伊犁从一个中原帝国的核心地带变为了边缘化的边境地区。

这一地区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已经大为改变，不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俗话说，“居安思危”，在伊犁的安全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建都于此无异于引狼入室。

伊犁在沙俄控制下的安全隐患和战略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建都于此，不仅要面对来自强邻的直接威胁，还可能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伊犁河谷的边境化是其历史地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沙俄的策略性侵占不仅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理战略位置，而且对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经的交通要道和文化融合地，如今变成了战略防线上的薄弱环节。俗话说，“鞭长莫及”，伊犁的边境地位使得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地进行管理和防御，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复杂度和安全风险。

对伊犁作为都城可能性的重新评估，凸显了它的不适宜性。首先，作为都城，伊犁的边境地位使其容易受到外来侵扰，这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其次，从战略角度来看，都城应位于国家的核心区域，以便于政府更好地管理和发展国家。

伊犁的位置虽然在地理上接近多个重要区域，但其边缘性质和安全局势的不稳定，使其难以承担国家中心的重任。

因此，考虑到国家安全和地理政治的现实情况，提出更合理的国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都城不仅要考虑地理位置的战略优势，更要考虑到安全、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国都的选择应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需求，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如古语所说，"安邦定国，首在选址"，选择一个合适的首都地点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