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夕，万象更新。在这一年的某个春日，我国的副总参谋长杨勇肩负着重任，踏上了前往南斯拉夫的旅程。他的任务是代表中国军方，与南斯拉夫进行友好交流，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杨勇抵达南斯拉夫后，满怀期待地前往总统府，希望能够会见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的铁托。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道闭门羹。铁托总统以种种理由婉拒了杨勇的访问请求，这使得杨勇感到十分困惑和失望。

消息传回北京，邓小平得知了杨勇被拒绝接见的消息。然而，这位睿智的领导人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天就让杨勇升官，到时候，铁托不想见也得见喽！”

那么，铁托为什么不见杨勇呢？这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975年，邓小平先生再次肩负起国家的重任，他的目光穿过繁忙的政务，落在了急需充实的外交领域。他深知，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就如同一位精明的舞者，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将国家的精神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中国，虽然刚刚踏入联合国的大家庭，但在国际舞台上仍需要一位能够稳定大局、展现风采的外交大臣。那么，这位关键人物究竟应该选谁呢？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很快在邓小平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名字——杨勇。这位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司令员身份一战成名的将军，不仅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更有着处理国际关系的独特视角。

战争结束后，他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留在了那片废土之上，帮助朝鲜百姓重建家园，与金日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经历，无疑为杨勇增添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宝贵经验。

于是，邓小平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深知，杨勇不仅是军事上的英雄，更是一位能够胜任外交重任的杰出人才。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很快，杨勇便走马上任，开始了他在外交舞台上的新征程。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渐展现出新的气象。

1978年6月，夏日的阳光洒在古老的北京城上，杨勇肩负着重任，准备踏上前往南斯拉夫的旅程。那时的国际局势仍被美苏争霸的阴影笼罩，苏联的霸权主义如同一只嚣张的巨兽，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挥舞着其强硬的拳头，其无理的举动使得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最终导致了外交关系的断裂。

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宛如一朵独自绽放的花朵，它并未选择依附于苏联的庞大身躯，而是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冷战的硝烟中，它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坚定，没有向任何一方倾斜。这种坚持和勇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公，他对南斯拉夫的做法充满了赞赏。

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邓公决定派遣杨勇前往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杨勇，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和外交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访问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然而，就在杨勇刚刚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满心欢喜地准备开始这次“合作之旅”时，一个意外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砸在了他的心头。

“杨团长，铁托说不见咱们…”翻译的话让杨勇的脚步突然停滞，他的心像被重锤击中，愣在了原地。

南斯拉夫的铁托，是杨勇此行的重要目标，他的到来，本是为了与铁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然而，铁托的拒绝让这次访问的意义瞬间变得模糊起来。

杨勇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断地琢磨着，试图找出铁托拒绝会面的真正原因。南斯拉夫的这位领袖，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心中的楷模，他的外交策略稳健而明智，为何会突然改变态度呢？

他首先考虑到了南斯拉夫的外交策略是否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他否定了。他知道铁托是个性格沉稳、深思熟虑的人，不会轻易地改变既定的外交政策。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然后，他又猜想铁托这几天可能非常忙碌，无法腾出时间来会见他们。然而，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再忙碌的人，也不会拒绝接待一国的来使，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中国。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他国的不尊重。

接着，他又想到了南斯拉夫是否像苏联那样，国内出现了风波。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他看到的南斯拉夫，街上车水马龙，百姓安居乐业，完全没有内乱的迹象。

那么，铁托到底为何不见中国代表团呢？杨勇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他几乎要把头皮都给抓破了。就在这时，翻译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告诉他原因：“杨团长，您的职位是副总参谋长，铁托嫌您官小…”

听到这个理由，杨勇不禁苦笑不得。他知道，虽然自己当时的职位是副总参谋长，但在军中的地位并不亚于总参谋长。他自嘲地想，难道就因为官职的问题，铁托就拒见一国的来使？这可真有总统的架子。

杨勇站在飞机场的宽阔停机坪上，身边围绕着一群同样满心疑惑和愤懑的代表团成员。铁托的拒绝如同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们隔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身处异国他乡，面对着未知的未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仿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机场的灯光在他们焦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不时有几架飞机在远处轰鸣着起飞和降落，仿佛在提醒他们，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几个性子急的同志，无法忍受这种被冷落的局面，他们大声宣泄着内心的愤怒和不满。

“告诉铁托，他这个南斯拉夫总统官太小，我们今天要见联合国秘书长！”一个同志激昂地喊道，声音在空旷的机场回荡。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阵附和之声，代表们纷纷表达着对铁托的不满和失望。

“就是就是！堂堂一国总统，因为官位说不见就不见，这种人，不见也罢！”另一位同志补充道，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然而，在这群激动的代表中，杨勇却显得格外冷静和沉稳。他站在代表团中间，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磐石，开始安抚着同伴们的情绪。

就在杨勇考虑要不要回去时，南斯拉夫那边来人了。而来人正是南斯拉夫的总参谋长波托。此时，身边的人提出建议，把这种情况给他们说清楚。但遭到了杨勇的拒绝。在杨勇看来，既然人家拒绝了，咱们也不能热脸贴冷屁股。既然铁托不想见咱们，咱们也不去见他们。

于是，杨勇带着一众代表团成员去见了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在两个人的交谈中，杨勇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的结交了这位好朋友。

同年的九月，南斯拉夫的总参谋长波托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进行回访。那是一个清晨，北京的机场沐浴在柔和的晨光中，微风轻拂，带来了秋天的清新。波托一下飞机，就看见了那位熟悉的身影——中国的副总参谋长杨勇。他身穿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星星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杨勇走上前去，与波托热情握手。两人的手掌紧紧相握，仿佛在传递着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杨先生，恭喜您升官！”突然间，波托冒出来这么一句话。杨勇一头雾水。后来，波托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他身居总参谋长的职位。杨勇来接机，肯定也是与自己地位相当的总参谋长。而上次杨勇访问南斯拉夫，他担任的是副总参谋。因此，波托认为，一定是杨勇升了官。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来接机的。

后来，还是在翻译人员的解释下，波托才知道，杨勇的副总参谋长比他的这个总参谋长的官还大。直到这个时候，他了解到，当年杨勇访问南斯拉夫时，还是自己怠慢

后来，在翻译人员的耐心解释下，波托终于领悟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杨勇这位副总参谋长的地位，远超过他们国家总参谋长的职位。

波托开始反思，原来自己对杨勇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回想起在南斯拉夫的那次尴尬经历，当时杨勇被铁托总统拒之门外，原来只是一场误会。

波托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歉意，他走到杨勇面前，诚恳地道歉：“杨先生，实在对不起，之前在南斯拉夫的事情，是铁托总统的疏忽。我代表他向你表示最深的歉意。当时你为何没有提起这件事呢？”

杨勇听后，脸上露出了宽容的笑容，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回答道：“波托先生，这没什么的。人生总有误会和曲折，正是因为那次经历，让我们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和了解，说不定还因此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呢。朋友之间，何必斤斤计较呢？”

两个人一边聊一边走，很快就来到了宴会厅，邓公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面带微笑，迎接着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他们便围绕着两国之间的合作互利以及共同发展，展开了友好的交谈。

在交谈中，波托还详尽地叙述了当初杨勇出访南斯拉夫时，被拒绝接见的经历。他的脸上满是歉意，一直在为铁托当初的失礼行为向邓公道歉。

邓公听完事情的经过后，转头看向身边的杨勇，语气坚定地说道：“委屈你啦，我没法让别国的总统怎么样，但明天就让你升官！升到总参谋长！”

然而，正当杨勇满怀壮志，准备迎接新的使命时，命运的转轮却悄然带来了新的变化。1980年2月，春天的气息尚未完全驱散冬日的寒冷，北京城内的老领导们便已经聚集一堂，商讨着国家的未来。他们围坐在明亮的会议室中，表情严肃而专注，几次激烈的讨论过后，一个决定悄然诞生：让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

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之举。杨得志在战争年代便以英勇善战、智勇双全而著称，如今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刚毅与果敢。他曾在无数次的战役中与敌人殊死搏斗，为国家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与胜利。

而杨勇，曾在战争年代给杨得志当过副手，那时的他年轻有为、意气风发。他比杨得志小两岁，但两人的关系却十分亲密。在战场上，他们并肩作战、共同面对生死；在平日里，他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杨勇总是尊称杨得志为“老杨哥”，而杨得志则视杨勇为得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而两位老战友再次重逢，彼此之间的默契更是无需多言。在新的岗位上，他们携手合作、配合无间。

1983年1月6日，杨勇因病离世，消息传到邓小平的耳中，他如遭雷击，心中涌起无尽的悲痛。他回想起与杨勇共事的那些日子，那些夜深人静时的深思熟虑，那些共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激情岁月，都化作此刻心头的无尽哀伤。邓小平知道，他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战友，一位对国家、对人民忠诚至死的英雄。

而在遥远的朝鲜，金日成听闻杨勇病逝的消息，也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他与杨勇虽然分处两国，但两人却都有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在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共同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而努力。如今，昔日的战友已经远去，金日成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他深情地说：“我又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