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一同志病死下葬,为何8年后毛主席说:四渡赤水他是有功的

十柒历史趣事 2024-05-16 06: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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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一名同志在回乡下的途中,过湘江翻了船,他的遗体被送回老家萍乡下葬,这是组织的一大损失。

而就在8年后,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回忆战斗,说到这位同志。

他说四渡赤水能成,这位同志是有功的。

这就奇怪了,要知道“四渡赤水”是在1935年发生的事,而这位同志5年前就已经牺牲,下葬老家。

已经去世的人,又怎么可能还在队伍里继续战斗呢?

实际上,这位同志并没有真的去世,他不过是与组织打配合,带着家人一起同国军演了一场“狸猫换太子”。

那么,这名同志是谁,他又在长征途中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l 偷天换日

这名早年充满传奇的同志,名叫宋侃夫,他与家人、组织配合,上演这出戏码,完全也是局势所致。

具体怎么回事,那就得回到1927年,老蒋悍然发动政变的那一年。

老蒋的出尔反尔给新生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为了完全掌握权力,下令将共产党人赶尽杀绝。

为了避免被害,许多同志不得已乔装隐藏,或者在组织的安排下,直接转移到别处,进行地下工作,宋侃夫同志也是其中一员。

就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年的冬天,宋同志刚刚加入组织,负责了杭州团方面的工作。

1927年2月,在组织要求下,他前往武汉,在秘书处鼓动科工作,2个月后,政变爆发,组织工作彻底转入地下。

无法,他只好暂时回到杭州工作,这年8月份,杭州支部成立了委员会,用以指导同志进行工作,他担任书记一职。

那时,全市有62个支部,577名团员,在这段经历中,宋同志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

只不过,1个月后,组织中有一部分人,因为经受不住酷刑,成为叛徒,泄露了组织的秘密。

就这样,宋同志被登门的国军抓捕,关进了浙江的陆军监狱。

敌人知道他并非一般的同志,因此,对他格外“照顾”,经常用刑,想要从他嘴里套出重要的情报。

然而敌人未能得逞,宋同志虽然受了很多刑,但他从未妥协过一次。

敌人拿他没办法,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只好暂时将其放在一边,去审问别的同志了。

那个时候,宋同志身心上都受到了考验,身体到处都是病痛,情况十分严重。

2年后,在他家人的帮忙下,他终于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方法。

宋同志很激动,因为他明白,这是能摆脱敌人监视的绝佳机会。

因此,那段时间他表现得很好,就是为能早点逃出去。

好巧不巧,他老家萍乡那边,母亲又给他发了电报,希望他能回老家结婚。

因此,他向敌人汇报了这一电报,申请回老家结婚,说是要完成父母的心愿。

用这个做借口,果然得到了批准,他立刻准备,出去后,同浙江省委取得了联系。

就这样,在同志的帮助下,他顺利返回老家,甩掉了敌人的眼线。

只不过他并没有回老家,而是转头去了上海。

这个计划家人是不知道的,但他们都支持儿子革命,因此更担心的是,如果保释过了,国军来找人,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就在他家人一筹莫展之际,萍乡当地发生了一件事。

他们老家有一群人坐船去湖南衡山时,发生了意外,船在湘江翻了,很多人没能游上岸,丧了命。

这一消息传来,真是帮了他家人大忙,他们可以假装孩子也在那艘船上出了事,办一场丧事,骗过国军。

打定主意后,他家人向当局汇报了宋同志意外落水的事,而后又在村里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丧事。

为了演习演全套,他们还从舅父家村那边,找了一个刚刚病死,身材、年纪相仿的小伙放进了棺材下葬。

就这样,他们宋家成功瞒过了国军,与此同时,真正的宋同志已在上海安顿下,学习无线电。

而正是他与无线电结下的不解之缘,让他在长征途中大展拳脚。

l 军委二局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方面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宋侃夫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踏上了新的征程,而这也是红四方面军电台诞生的背景。

宋同志学习无线电很快,当年顾顺章叛变,5个月后,中央下令,要他们去鄂豫皖苏区活动。

临行前,他们得知了4个苏区的密码电台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为了严格保密,这些电台的密码都没有黑纸白字地写下来,自然便没有密码本。

宋同志就用了2、3天的时间,记住了其中3本,剩下一本则交给同僚徐以新来记。

他们就这样把密码本放进脑子里,经过2个月的奔波,终于抵达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建设,完全是从零开始,这支军队也才建立不久,根本没搞过电信工作。

原本大家想着,可以把新缴来的电台拆了,组成新的电台,结果宋同志拿来一看,发现大家收缴的零件根本凑不出一台完整的电台。

没有电台,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也没办法施展拳脚啊。

无奈之下,组织先将宋同志安排到军委会参谋部,专管谍报、机要。

近一年来的信息工作磨炼了他,这点工作不算什么,他一边做通信,一边将无线电知识教给更多的同志。

1932年2月,在一场战役中,他们缴获了一台完整的电台。

经过拆除重组,属于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诞生了,很快,他们与中央根据地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遗憾的是,因为电台的条件有限,宋同志他们始终未能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取得联系,暂时只能通过中央根据地交流。

即便条件受限,宋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用有限的条件获取到了更多的消息。

1932年苏家埠胜利,战士们一口气缴获了4部电台和一大堆无线电器材。

宋同志他们靠这些扩了两个台出来,终于和中央的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

随后,宋同志又日夜不停地培养战士,监听敌方电台,保证了红四方面军获取情报的稳定渠道。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部队里的电台发展到了最巅峰的时期。

在那里,宋同志大显身手,与其他同志合作,解开了川军的所有无线电密码。

那时,他们身边有5部电台,靠着这几部电台,大家紧跟敌情,接连破译了敌人的密码。

战斗越激烈,他们电台收到和破获的消息就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敌方自乱阵脚,在战斗中一直发送电报,问接下来的行动。

虽然他们一星期改一次密码,但似乎是管理不得当,密码越记越混乱,宋同志笑称其为“烂码”。

1976年徐向前元帅,再回忆起红军时期,他谈到了《长征组歌》的内容。

里面有一句唱,说毛主席用兵如有神,主席用兵巧妙,另辟蹊径一事,人尽皆知。

只不过,除了有好计谋,毛主席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好,这才能促成他一生得意之作“四渡赤水”。

就在长征途中,那时为收集情报,红军建立了各局,其中军委二局,就是当年积极给中央汇报敌情的一个组织。

二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地下情报,还有就是截获敌人的战役电令,这给毛主席等同志提供了充足的信息。

那时,领导军委二局,专管情报工作的同志,是曾希圣同志。

二局下又有红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宋同志也在其中,他们的情报工作细致到敌人每一条实时电报。

这也是为什么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夸奖军委二局,说,如果没有曾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很难想象长征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后,负责电台的宋侃夫同志被委以重任,但也遇到了新困难。

担任三局局长后,宋同志也深感责任更加重大,做事也更加仔细,更注意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

在他的努力下,双方同志都有所进步,合作也更加默契了。

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正呈现出一种新气象,令人倍感振奋。

然而,事情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这年8月,应中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支军队北上。

宋同志在左路军,就在那时,队伍里出了情况。

就在部队停下来短暂休整时,张国焘拿来一份电报,要他拍给中央。

那么,这份电报写的是什么呢?

l 新的征途

1935年5月,就在“四渡赤水”结束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展开了长征。

一个月后,他们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进入川陕后,宋侃夫同志被任命为红军总部的三局局长。

在统领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下,他又做出了哪些成绩?

张国焘要他发的那封电报,是这样写的:他坚决要带着部队坚决南下。

首长有要求,他不能反对和拒绝,于是准备拿去发。

不料,他正要发报的时候,张又拦住了他,说不发了,朱老总要来了。

这还没完,张还特地敲打他说,以后再有电报发来,直接交给他,不许送给参谋长,也不能给别人看,否则出问题就要他宋侃夫负全责。

宋同志觉得他说这些话莫名其妙,十分霸道,虽然嘴上没有意见,但心中已经有了看法。

不出所料,后来张另立中央一事,也让他们一众同志感到非常不满。

就在部队内的气氛有些诡异之时,朱老总看出了情况,南下途中,他特意找到宋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并不复杂,朱老总跟着他一起回忆了红一、四方面军之前是如何合作,交流情报,打了多少胜仗。

他讲这些的目的是希望队伍团结,不管是哪儿的红军,那都是一家人,一条心,走同一条路线。

朱老总的这番话说到了朱同志的心坎里,他之所以如此矛盾,就是不喜欢张那样企图“分家”的行为。

做好了思想工作,宋同志又继续认真工作了,只不过,在他面前的是更为艰难的一段旅程。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师,随后发生了草地分兵事件。

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踏入草地之中,又有不少同志永远留在了那里。

因为长年累月地学习、值夜班监听,宋同志视力不好,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走草地,每天冒着风雨监听电台。

3个月后,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带着7部珍贵的电台渡过黄河。

中央计划改动后,他们的队伍改为了西路军,踏上了挺进河西走廊的路程。

因为没有后方,退路被封锁,西路军要想与重要联系,只能靠电台。

宋同志他们传达的信息,成为西路军的生命电波。

为了保证部队能够准确按中央命令行动,他们用生命保护电台,再度搞了二局的情报工作,一步步摸清马家军电台的密码。

1936年11月起,西路军在当地与马家军展开了激烈斗争,如果不是没有后方,马家军未必能把西路军打得这么惨。

西路军损失了很多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宋同志的右手指被炸伤了。

在高台,他亲眼见证了董振堂同志的牺牲,悲愤之余,他下了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西路军的后半段日子里,他时刻为自己的手枪里预留了两发子弹,坚决不当敌人的俘虏。

1937年3月,西路军彻底弹尽粮绝,只能乔装前往陕西,找到党组织。

可不巧的是,他们在倪家营子遭遇了马家军,宋同志把马给弄丢了,他自己摔在了人堆里,电台也弄丢了几部。

更惊险的是,敌人的铁骑两度从他身上跨过,差点发现了他。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其他同志的帮助,还找回了4部电台。

他们用敌人的电话线做成了天线,尝试向中央报告情况。

这让马家军大为震撼,他们没想到红军的电台竟如此顽强,还下令必须严查俘虏中是否有人发送电报。

西路军已没有翻盘的可能,随着高级指挥员们陆续牺牲,大家为了保住性命,忍痛仅留下1部电台,进入祁连山甩开敌人。

虽然马家军察觉了密码被破的情况,但宋同志比他们更有经验,通过敌电台呼叫声的强弱,依旧能判断敌人的距离。

他们小心谨慎,终于甩开了敌人,并收到中央的最后一封电报:去星星峡,西进找到同志。

途中,他们再度遭遇敌人,突围时,宋同志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将最后一部电台砸掉,烧掉密码本和电报。

他的警卫员张厚先同志,为保护他英勇牺牲,最后他突围成功,一个人走了戈壁滩。

在经过两天三夜艰难行走后,他跨过了沙漠,遇到了前来救援西路军的汽车。

就这样他得救了,1938年新年前夕,他与幸存的西路军战士前往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

虽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没了,但他在延安展开了新的工作,而西路军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培养一大批战士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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