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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有一天，正在司令部研究作战的聂帅，接到了一份十分严肃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敌工部打来的，说是定襄下面有个大队长，跟一个日本军官吃饭，还一起喝酒。

那时，正是抗日的非常时期，不打报告，私下与日本军官见面，可以说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聂帅很重视这一情况，下令务必查清此事。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聂帅最后的处理方式令大家十分惊讶。

这名大队长名叫樊金堂，当年他跟那名日本军官见面时，不过19岁。

事后，他还让人家自愿送来了一挺机枪、两箱子弹。

这就神奇了，他是怎么做到的，聂帅最后给了怎样的处理？

樊队长跟一名日本军官吃饭的事，具体还要从那时，他收到的一封信说起。

同样也是1942年7月，上旬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活跃在当地的一个日本联队长。

这封信里写到，这个日本军官很欣赏他的作战风格，想要同他见一面，不知道愿不愿意。

这封信他没给别人看，爽快地在信件末尾回了三个字“愿奉教”，还自己写了约定的时间、地点，到时候在那里等着这个日本军官来。

时间来到约定好的那一天，那联队长果然来了，他身后只带了个翻译，身上没有带武器。

樊队长这边也跟着几个战士，同志们见远处出现了两个穿黄绿色军服的远远走过来，发问：“队长，来了两个鬼子，咱们打不打？”

樊队长看着两人走过来，说：“不打，咱们该以礼相待。”

不一会儿，那联队长就到了，他立刻下去迎接对方。

两人朝对方敬了个礼，再握了握手，而后到土炕上按主客位坐下。

一开始，那日本军官的翻译了一堆称赞樊队长的话，还表达了自己的敬佩之情。

樊队长一边听着，一边叫炊事员去炒了几个菜，两个人不谈打仗的事，其余的谈了不少。

具体内容如何，现在已搞不清楚，但多年后，樊队长自己再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他对这个日本军官的谈吐印象深刻。

这名日本军官看起来很斯文，有文化修养，翻译跟他介绍时，说这位军官懂不少中文，还曾读过我国的古籍，比较熟悉。

而樊队长和他完全是相反的，他就是一个认得不少字，能看点书，有幸读了初中的农民，不像对面那样，那么能说会道。

两人闲聊一阵后，他就请对方吃饭了，在饭桌上，那名日本军官问他有没有结婚。

那会儿他才19岁，结婚还是太早了，但说到这个话题，樊队长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总之这顿饭吃得非常愉快、和谐，这样的气氛也让周围的同志们感到十分的惊讶。

他们天天都在和日军打，谁又能想象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起吃了顿饭。

吃完饭之后，联队长要回去了，临走时他问樊队长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可以帮忙。

樊队长一听心里发笑，中国人和日本人打得不可开交，什么时候能阻止他们停止侵略就已经很好了，一个日本人能帮什么忙呢？

不过，他还是随意开了个玩笑说：“那我们需要一挺机枪，两箱子弹，你看能办到吗？”

那日本军官点点头，说他一定办到，樊队长笑着送人离开，没把这件事放心上。

不想几天后，他们的前沿哨所打来了报告，说两个鬼子，带着几个农夫过来了，他们还打着白旗，进了山。

樊队长听后说：“人家打着白旗就不要打，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战士们顺着日本兵进去的路，这才发现那2个日本兵跟4个农夫一起，抬着两箱子弹，轮流扛着一挺日军的歪把子机枪。

他特别高兴，把机枪和子弹都收下了，嘴里念了句：“真够朋友！”

完事，他请了那两个日本兵吃饭，写了一封“收到了”的信，请他们带回去。

不想，这两个日本兵会讲一点点中文，从他们口中，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令他惊讶，又感到很为难。

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2年7月，定襄县下的一个大队长樊金堂，突然收到了一挺机枪、两箱子弹，而这些都是一名日本军官送的。

除了这些，他还遇上了一个有些为难的请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樊队长准备请两位日本兵回去时，那两人同他讲，联队长的命令是，他们把东西送到樊队长手上之后，就不用回去了。

联队长就算他俩逃亡了，如果回去，肯定是会被军法处置的。

那个日军联队长，原来就不是当兵的，他在自己家乡教书，因为征兵，被迫参与了战争。

这样想来，或许那队长始终是个文化人，不愿意打仗，他逃不了，就让士兵们逃了。

不过这可让樊队长有些难办了，这两人都是日本人，留在县上不现实，只能向上汇报。

他左思右想，后面差点忘了这件事，赶忙把人送到了军区安置。

正是这样，他跟日本军官吃饭的事才送到了敌特部那里去。

整个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聂帅知道详情后，让人做了个检讨，他跟大家说，要把樊队长送到延安去学习。

旁人一听这就觉得奇怪了，眼下正抗战打得那么艰难，日伪联合打八路军。

卧底、特务根本数不清，虽然樊队长的事查清了，可他和日本人接触，问题很大。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有人出来说了几句：“聂司令这不是惩罚樊队长，反而是有意栽培啊！我们要相信聂司令的判断，他有自己的考量。”

樊队长服从组织的安排，随后前往延安学习、生活。

其实，他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打仗，但在延安，那里是大后方，没有仗可打。

不过他也能随遇而安，很快投身进了学习中。国军封锁延安时，当地展开了生产大运动，他在里面表现得很积极。

因为他打枪很厉害，又勤快，组织上边安排他去当运销。

聂帅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他这个大队长，觉得是个好苗子，一直想要送他去学习。

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樊队长确实很有本事，他自身又有着一种侠客风范，胆大心细。

当年，樊队长申请，说要送两个日本兵到军区，聂帅专门打了电话过来。

聂帅在电话里说：“樊队长，这么大个事，你不请示，也没有报告……”

樊队长听后笑了笑，他说：“一个日本人想要见我，这有什么好报告的？”

对于当年的其他人来说，有日本人靠近就警铃大作，哪里会像樊队长那样，仿佛真的只是见一个寻常朋友。

他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人，但同时他也不张扬，对于任何危险都淡然处之。

樊队长所在的定襄正是他的老家，他是1920年生人，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家中。

不过，他家里人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硬是想办法送了他去上学，一下读到了初中毕业。

假如他没有参军，后面可能就一直待在家乡，当一名先生了。

1937年7月，在革命的感召下，他决心弃笔从戎，1年后，他加入了党组织。

事实上，他一来并没有当大队长，而是先当的当地的副大队长，就在3个月后，他升为了大队长。

而他之所以升那么快，其实是因为在他前面的那个老队长犯了事。

定襄的老队长违反纪律，建立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除此之外，他身上“匪气，”未除，天天策划绑架，索要赎金。

这些钱他也没有上交，而是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不出所料，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处罚。

这个前大队长自知在组织里没有出路了，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家人离开了。

在担任大队长一职时，樊金堂曾立下不少功劳，但同时，他的一些举动也让聂帅等首长感到头疼，这是怎么回事？

1942年7月，聂帅决定送樊金堂去延安学习，其中有着怎么样的考虑？

这个曾经让日本人送枪送子弹的抗日英雄，晚年过得如何？

聂帅选樊队长去延安深造，并非一时兴起，在吃饭事件以前，他就关注上了这个游击队大队长。

虽然，他是在紧急时刻被任命上大队长的，但作战时一点也不赶鸭子上架，十分有勇有谋。

那个时候，定襄的局面很不乐观，日军侵占了大部分地区，战士们经常与其展开生死搏斗。

那个时候，读书能读到初中水平，在作战上也有不小的帮助。

他对自己手底下这支部队抓得很紧，因此战士们的战斗素质不错，尤其擅长单兵作战的射击和刺杀，夜行军也是他们的长项。

他指挥部队，指哪儿打哪儿，行军30、50里都不在话下，机动性很强，把日军耍得团团转。

1939年7月，抗敌剧社的同志们在定襄县北部进行演出，不知日军从哪儿搞到的消息，分两路跑了60里，想要把剧社“包饺子。”

聂帅给他打了个急电，要他出动救演员们，要求一个都不能少。

他特地嘱咐手下的战士，说一个战士拉一个男演员，女演员要是跑不动了，也要坚持把她们背出来。

事实上，他们赶过去的时候，日军已经做好了包围圈。

但他的战士们很勇敢，直接冒着敌人的攻击冲进包围圈救人，还把所有人都救出来了。

这一操作把日军都给搞蒙了，他们没想到樊金堂的部队真的敢不要命，往包围圈里面冲。

这一次作战让聂帅更加关注他了，不过，他的作战策略往往反常规，有时候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比如日军平时喜欢带小分队去村里抢粮，有一次一支50多人的小队，正好和打游击的樊队长他们碰上了。

实际上，日军的装备比中国军队好多了，正面作战，我们的军队很难占上风，这也鼓励打游击的原因。

而那一次双方碰头，小分队已经抢完了粮食，许多士兵的弹药用得差不多了。

樊队长他们也清楚，这一仗应该会打得轻松一些。

就在那个时候，日军小分队里有人用中文喊话，说他们没子弹了，要堂堂正正地打就来拼刺刀。

战士们听后都笑了，谁管那么多，把这群鬼子收拾了才是正经事。

然而，樊队长下了一道命令，把子弹退了，就要跟他们拼刺刀，打得这群鬼子心服口服。

樊队长的那股侠客情绪上来了，大家也来了劲，把子弹退了出来，与日军展开了拼刺。

如果是其他的队伍，可能不敢这么做，但樊队长有信心，因为他的部队每天都在练，技术很好。

不出他所料，日军没能占上风，再加上他们的人数比日军多，很快就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刺伤了十几名日军。

对方见情况不妙，跑去找救兵，如果那群援兵再来晚一点，恐怕整个小分队都要搭进去。

这一战让樊队长又出了名，不过，回去之后，因为他搞得这些名堂挨了处分，留党察看。

那时，有人向聂帅提了建议，说樊金堂这个人做事不仔细，老爱冒险，不应该让他来当这个大队长。

结果聂帅驳回了这条建议，他认为这件事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地步。

在延安学习结束后，他因为优异的表现，被任命为后勤部长。

日本投降后，他按组织要求去了东北，后勤部队迅速有了一个军的规模，但他依旧当的是后勤部部长。

有一次，他带队行军，碰上一个老人蹲在地上抽烟。

他也走过去蹲下，找老人家借了个火，顺便问一下最近生活怎么样。

老人家是放羊的，一问起这件事，他就哭了起来，说打仗生意不好做。

他扭头就叫通信员拿了一捆票子，放到老人身边，让他好好改善一番。

同样也是这条路上，他们碰上了一个庙会，结果大家听闻樊金堂来了，全都跑去看他了。

后来，他跟庙会卖饭的说，只要是来看他的，饭都由他来管，包结账。

回老家的时候，他还给自己的老战友送了好几把枪，更不用说送的其他东西。

那个时候的人观点跟现在不一样，首长得知这件事后，没有惩罚他，只骂了一句：“这个樊金堂，胡闹！”

像这种违纪的事，樊部长自己都数不过来，大家听后也一笑而过。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一场“三反”运动，樊部长逃不过这一劫，很快就被开除、批评、下放。

后来人放出来了，经组织安排，他担任了太原的城建局副局长，工作作风确实改了，但他那股侠客劲一点也没变。

回到老家定襄，大家都记得这里曾出过一个抗日英雄樊金堂，把村里堵得水泄不通。

到了晚年，他还是喜欢喝酒，喜欢跟人下棋，有的时候蹲在马路边看别人下棋。

他老伴给他带了15条烟，本以为他能在老家待3个月，结果1个月就回来了。

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把15条烟拿出来全散给大家了，烟抽完了，他就回家了。

2002年1月14日，樊金堂同志在老家定襄去世，他的追悼会上有几千人送行。

大家说，他是李向阳式的抗日英雄，有勇有谋，他的传奇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