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漫
一
只有我的故乡风云可以称得起风云,它是一部未成书的《静静的顿河》,比顿河还要复杂和深厚,还要文明和野蛮,我的故乡是现今的河北省黄骅市,原名韩村,后改名新海县。它东窥渤海,西接运河,北上天津,南下济南,惟它独有者,是一片浩浩荡荡三百里的大苇洼。
那时,从韩村城(今黄骅市)往北,走到离韩村二十五里的王徐庄,便到了大洼。这个洼太大太大了,从这里坐船可以直通到天津,在这个洼里,满眼是萋萋密密遮天盖地的芦苇,芦苇本来是绿的,因为又高又密,看起来发黑,黑森森如同无边无沿的黑松林。
春天,比“春眠不觉晓”的时刻还要早,大约在半夜,睡梦中的天空便传来嘎嘎不停的雁叫之声,一声一声地叫个不停。声音很高很远却声声入耳,并非所有的大雁同时叫,好像是领头的大雁在喊口令,过去一片,又来一片,这便是南来的大雁飞向大洼。民谚说:“早襪阴,晚襪晴,半夜的襪子不到天明。”
我的家乡把大雁叫襪子,到现在我也闹不清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个谚语是说半夜叫唤的襪子,不到天明就下雨。
夏天,大洼里的雁群叫成一片,芦苇摇荡的哗啦之声,大雁欢鸣的嘎嘎之声,造成大自然美妙雄壮的交响。所以说美妙,是因为声音并不嘈杂,听起来十分和谐,断无机械的刺耳之声;所以说雄壮,是因为震荡了天空,也震荡了水草。
大洼的神奇之处,是一眼望去,只看到茫茫无边的芦苇,殊不知在这芦苇丛中,汪着一片又一片深不可测的绿水,那里边既有村庄,又有行船,同时又是绿林霸主的天然校园。水洼和苇洼浑成一体,小舟的浮荡时隐时现,绝不会像“绿杨楼外出鞦”那样幽雅,从王徐庄坐上小舟,神秘地没入苇丛,弯弯曲曲纵横穿插,穿过九十里的芦苇之海,通过岐口渔村可以进入渤海。
大洼之水多深多浅?可以说深浅莫测,据我的堂二叔贾丹桥先生说,小时候他到王徐庄住姥姥家,门前的水有两丈多深,而且清澈可以见底,有一个叫钮二的小孩儿水性特别好,常在水洼里玩水。有一天,他忽然看见水里出现一条大鱼,他光着腚,一个猛子扎下去,一下子抱住了那条大鱼,两手搂都搂不过来,可见那条鱼有多大。这条大鱼惊慌得摇头摆尾,带着他忽上忽下窜来窜去,钮二死死地不肯撒手。忽然,那条鱼一挺一跃,嚓的一声,脱离了钮二的控制,眼看着无影无踪。钮二的肚皮和前胸,豁开了一条一尺多长的血口子,幸好没有丧命。这么大的鱼能够在水里来去自如,可见大洼的水,有多广多深了。
大洼的芦苇是天然的财宝,我暂且不用金条银条做比喻,让我还是先回到童年冬天的梦中。到了初冬,几乎每到漆黑之夜,便可以听到轰轰滚动的车轮之声,这声音轰轰隆隆一直滚动到天明。在我家的西墙之外是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围绕着远近闻名的荻子坑,坑的四周有坑东村、坑西村、后大道、南大道,可见这个坑有多么大,我家就住在坑东村的水边。
冬天一梦醒来,常常是跟着父亲逛早市,当时还未上学,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整个的门前广场和环绕荻子坑的几条大道都被芦苇占满了,一捆一捆措起来的金色芦苇,高得可以没过家家的房山,那一束束的芦花在黎明的曙光中闪金耀红。坑边上的榆树、柳树、杨树、槐树,被茁壮的芦苇排挤得消瘦而衰老,运送芦苇的车辆没入芦苇丛中,正如大洼的小船儿时隐时现,叫卖香油果子(油条)的小贩,在苇丛里穿来穿去,这是他生意的黄金时刻。
父亲买苇子一买就是一整车,或者更多,这就是全家一年的烧柴,整个韩村城的住户,没有一家不是烧芦苇的,城外的许多村庄,一日三餐都是烧的芦苇。家家的房前屋后堆起的柴火垛,不是芦苇便是高粱秆、玉米秆,金色的苇子垛,一座一座,使家家的房前屋后,丰厚而和暖,成为儿童捉迷藏的乐园。
苇子有多种多样,大致是粗秆儿和细秆儿两大类,除了烧柴以外,盖房用的房耙和房基,都是用苇子,它既有弹性又隔潮,房基处衬上四寸厚的苇子,不仅隔潮,还可以防止盐碱地的侵蚀和雨水的冲泡,是大自然天赐的功能。至于细秆的苇子,它的用项就太广太大了,家家铺的炕席,念经的佛棚,庙会的席棚,集市的席棚,出殡的灵棚,无处不是苇席撑起的,至于水里的苇箔,头戴的草帽,家家的蒲团,放针线的小箩,无处不是细苇筋骨的展示,至于苇子造成的纸张,简直是天赐的白练,铺向了四野八州。
茫茫无边的苇洼,覆地三百余里,一年一茬,死死生生,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从明朝永乐二年,我们的祖先从山西洪同县大槐树下迁到这里,数百年间,休养生息在大苇洼的身边,日益繁衍。
二
苇洼的大雁,水洼的鱼虾,大雁以外各类的水鸟,是先于我们祖先的居民,它们是美丽独特的风景,又是美好独特的食物。苇洼接连渤海,渔船纵横飘浮,淡水咸水的水产,盛名千里。惟我独有的鲙鱼、马口鱼、满街喷香的黄花鱼、多刺而又美味无比的刀鱼、挺拔富有弹性的梭鱼、鲱鱼、（鱼印）鱼,鲶鱼,对虾、大虾、皮皮虾、螃蟹、雪雪米、海参、海蜇,淡水的鲫鱼、鲤鱼、拐子鱼,以及大洼内的鱼种数也数不清,一切水产都没有污染。
如此美好的天空大地,河海与苇洼,怎能不引起人的争夺,酿造变化无常的风云?风云中最惨烈的一幕,应当首推“火烧小辛庄”的故事。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当时王徐庄姓刘的是一大户,有十八股,其中有一股刘姓的一户,要卖一片大洼,买主是小辛庄姓左的一户人家,小辛庄距离王徐庄只有三里路。这笔买卖已经成交了,突然遭到破坏,原因是姓刘的其他股不让了,理由是肥水不可外流,要卖,必须先卖给姓刘的,然后才可以卖给外姓,由此将要到手的一大片苇洼又飞了,恨得左家咬牙切齿也出不了这口气。那时,“五天一个韩村集”,王徐庄的人要赶集必然经过小辛庄,每到赶集的日子,小辛庄姓左的族长搬出椅子坐在路口,见了王徐庄姓刘的就破口大骂,姓刘的敢怒不敢言,因为姓左的虽然人少,但个个都会武功,一个能打十个,姓刘的只好忍着。不久,大洼里突然起了火,大火把姓刘的一千多亩苇子烧得净光,刘家怎么想也认为是左家干的。后来又因为擂台比武,刘家被挖去一只眼睛,左家断了一指,刘家不服去打官司,官家却判为一目对一指,平局。刘家左家的仇愈积愈深,最终酿成流传一百五十多年的惨案。
同年腊月初的一个夜晚,西北风刮得天昏地暗,一位娘家在小辛庄婆家在王徐庄的老寡妇,跑到娘家去报信,告诉族人说刘家要对左家下毒手,劝他们快快躲起来,左家相信了这一消息。于是,四门紧闭,房顶垒土坯,架鸟枪,自以为来个三四百人都不在话下。
谁也没想到王徐庄的刘家做的更绝,他们用一捆一捆的芦苇干柴,把左家的院落围得严严实实,左家的房顶都是草房顶,房顶上也铺满了草,刘家一把火,借着西北风的风势,忽啦一下,凶恶的火焰烛天而起,如叫嚣的虎狼,如捉命的魔鬼,左家大院一片火海,老幼惨叫,牲口哀嚎,又无处逃生。此夜,刘家抓住尚在外村探亲的左家的人,不是填进冰窟窿,就是用泥叉捅死,左家一股三十多口人,全被大火烧死,只剩一个八岁男孩,藏身在邓庄子老爷家。这个男孩竟成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根苗。
这个男孩在她姥爷的带领下,当夜逃到了坟坦儿。坟坦儿有个叫左二牛的大盗,武功好,能穿房越脊,一身轻功,多少捕快抓不到他,多少保镖打不过他。有一回,左二牛子喝醉了酒,落到官府手里,被打入死牢。左二牛子买通了狱卒,每天黑夜放他出去,天明以前就会给狱卒带回很多金银财宝,左二牛子明明在狱里押着,却不断传来左二牛子做案的消息,州官以为抓错了人,就把左二牛子放了。左二牛子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也干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按辈份推算,这个男孩与左二牛子是同辈,他在姥爷的指教下,见了左二牛子就跪下,哭着说:“爷爷,给咱家报仇!”
左二牛子满可以召集众位弟兄血洗王徐庄,可这一回他拿出一斗金条到州府、省和朝廷活动,官司几经周折,若干年后,慈禧太后才看到刑部和都察院的有关奏折。她表示说:“这还了得?刘家不通长毛哪有这么大胆?”拿起笔批示:凡出谋者、主使者、参与者均予就地正法。
这年夏天,沧州知州带着一营绿营兵包围了王徐庄。凡是姓刘的,不管参与没参与,一律抓起来,押往小辛庄左家住宅的废墟边砍头,人脑袋挂在几条大绳上,就像集上卖牛笼嘴的。官兵们最后从苇洼里又抓来一批人。(注意:离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砍的正是当年给左家送信的那个寡妇的儿子,那年他没在家,没有参与其事,脑袋离开了脖子,不落地,尸体也不倒。监斩的刑官知道杀错了人,这才开始审讯后再杀。他给这条汉子磕了个头,人头才落地,尸体才倒。后来人们算一算,刘家三命抵了左家的一命,也有说五命抵一命。从此,左刘二家不通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以上所记是1987年王徐庄、小辛庄十多位七八十岁老人讲述,崔仲谋先生整理。)
三
一百多年,故乡风云装载了多少苦难与光荣,义和团、红灯照,都曾经在大洼里叱咤风云,我的一位寡妇二奶奶,曾经是红灯照的女兵,她的一口大刀,到了老年还放在褥子底下,这位高个子小脚奶奶,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浩浩荡荡的大洼藏龙卧虎,多少风云人物,大泽龙蛇,几乎没有一个不与大洼发生关系。远近驰名的大土匪陈二虎、三品子、窦同义、李景文、冯冠奎,都是靠着大洼称王称霸。
窦庄子窦同义,小时候给土匪放马,四个匪首靠绑票谋财。一次,绑来天津惠丰银行一个英国人,银行得知后,答应出重金赎人,并约定在天津某一客栈交赎金。四个匪首合计着派谁去,但手底下的土匪没有一个敢出头,正在为难之际,年轻的窦同义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说:“我去!”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更让人惊呆的是,窦同义如数拿到了这笔赎金。然后,他把四个匪首请到客栈,真是石破天惊!他当场把四个匪首打死,他不取分文,把所有的钱平等分给一切匪徒,这一举动,立刻得到全体的拥护,成为老大。以前的几个头子,有钱独吞,危险的事让别人去干,窦同义深知匪心所向。
窦同义和另一个匪首李景文结合,曾经打起抗日的旗号,一度被八路军动员抗日,他们也积极响应,被改编为二十一路军。后来分道扬镳,窦同义投靠了国民党,但始终没有投降日本人。李景文后来被日寇招安,成为新海县最大的敌伪武装。现在,说一件与李景文有关的往事。
我记得1939年元宵节刚过,听说日本人要打韩村,全家准备连夜逃难,我当时不满六岁,还清楚记得继母装了一大口袋干粮,都是节日做的肉包子、刺猬、麦子垛、馒头、豆包等。当晚乘坐姑奶奶家的大车向城外逃,大车到了城东后,城门的看守拒不开门,所有逃难的车马人众堵在那里,黑鸦鸦一片,惊惶而焦急。当时,继母用棉被裹着我,可以看到东门前黑鸦鸦一群人争执不下,劝说与哀求毫无效果。
这时候,只听城门跟前“嗷”的一声震荡夜空——这就是李景文的吼声。他大骂守卫,这么多老百姓堵在这里,有老有少,什么命令不命令,我就是命令,开门。
顿时,城门豁然大开,逃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出了东门。过了七十年,李景文的吼声,依然留在记忆里。
后来李景文被日寇收编,成了新县的李司令。日本人虽然收编他,封他官,但是得自筹军饷,这一招很恶毒,直接受坑害的只有老百姓。尤其是四乡的老百姓受害最大。
李景文对新海县城是留有余地的,对 城内抗日军人和八路军的家属,是留有余地的。例如,有一次,他身穿黑色的棉裤棉袄拿着手枪到楼前楼后催钱粮,不是登门入户,而是叫唤着威胁:大家都听着,该交的钱粮快快交,不交是过不去的,谁家的人在外边干什么,我都知道,谁也别难为谁,快交钱粮吧!他所指的就是几家八路军家属,但是并不指名道姓,也决不抓人,决不是电影中所宣传的那样。
李景文反对抽白面儿(海洛因),尤其是他的堂弟李九(大名李斌侯,外号李九勾子),在集市上还枪毙过抽白面的警察,可是李景文在大芦洼里藏有制造毒品的机器,专门制造毒品,偷偷贩卖,以筹军饷。
还有一个土匪头子冯冠奎,他是刺杀黄骅的凶手,我的故乡黄骅市,就是因为老红军黄骅烈士而得名。
冯冠奎年轻,曾认李景文为干爹,因此也随李景文投靠日本人,此前,也当过八路军。此人个性特别,虽属李景文部下,他的部落不驻扎在新海县城内,而是扎在东门外的沈庄,距县城三里路。
他是城北十里路扣村姓冯的子孙,论亲戚,他是我四奶奶娘家的一个侄子,此人极不定性,天不怕地不怕,身上没有疼肉,但对母亲很孝顺。传说有一回他在苇洼冰滩上用铁镩子镩鱼,脚下的布鞋湿了,立刻结冰,立刻连大拇脚趾也冻在冰滩上,怎么拔也拔不下来,他骂了一句一狠心,双手用铁镩子咯嚓一声,把鞋头子连脚趾头一齐戳掉了,由此远近闻名,成为没有疼肉的汉子。
冯冠奎驻扎沈庄时,进城看望过我的四奶奶,我亲眼见过,他个子不高,走路极其轻快,赤红长脸上似乎有点麻子,眼睛眯着走路,好像不用眼睛,而是用后脑勺观察周围的动静。他的腰里插着两把盒子枪。
他的小名叫冯更,四奶奶见了他不呼他的大号,而是直呼他的小名:“更呵,更呵。”
当时四奶奶家里一屋子人围着看他,我也在其中,但是谁也不敢靠近,四奶奶让他坐下,他却一步跨到炕上去,当问起他干过什么时,他自称给人家放过牲口,打过短工,卖过果子(即油条)。显然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混阔了。他坐到靠窗台的炕上,眼睛眯着,谁也不看,跟谁也不打招呼,而是拿出盒子枪,在炕上装卸子弹,四奶奶慌忙喊他:“更呵,你可别在我这儿摆弄这个东西,你姑怕这个,快收起来吧。”
他眯着眼嘿嘿地笑了笑,果然收起来了。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了冯冠奎。
还听说过,他进城后,他的父亲怕他闯祸作恶,曾经在城里摆酒席请名流和亲友,意思是开导他不要作恶,我的爷爷是清末秀才,当地名望很高,属于被请的主要客人。据说亲友们都来齐了,只有冯冠奎没有来,等了半天,他终于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怎么才来呀,这里都是你的长辈,今天都是为了你,我给你请了一个先生。”然后转向我的祖父。
冯冠奎晃了晃脑袋,谁也不看,然后对大家说:“谁是先生?我就是先生!”闹得大家哭笑不得。
后来冯冠奎突然与日本人决裂了,决裂的当晚,我看到惊险的一幕。那是一个秋天的月明之夜,我一个人在荻子坑边捉青蛙,四周静悄悄,垂在水面的柳条也不摆动,月光照在坑边的南大道上,南大道傍着日本兵营的后墙,砰的一声枪响,好像是从兵营里传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几个人从南大道跑过,向着东门方向跑去,又过了一会儿,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又从南大道跑过去,枪械的碰撞之声都可以听到,再以后,东门外传来呼呼的炮击声。
事后知道,那天月夜先跑过去的,正是冯冠奎和他的随从。日本司令部当夜把他请了去,不知是谈判还是设下鸿门宴,几句话谈崩了,出其不意,冯冠奎突然站起来就走,日本人拦也拦不住,知道他身上的武器明的暗的都有,走到院中,一条日本狗疯似地扑上来,他甩手就是一枪,那条狗嗷的一声扑倒在地,这就是我听到的那声枪响,日本人都惊呆了,眼看着他扬长而去,待他跑远了才去追。
冯冠奎炸营以后,又投奔了八路,抗日十分坚决,后来当了手枪队长,打仗无比英勇,一天晚上端过鬼子七个据点。《抗日战报》上经常登他的事迹。
最让老百姓解恨的是:新海县城内有一支以刘朋明为首的日本特务大队,由于受日本司令部直接领导,他们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城里随便抓人随便用刑,我的四爷爷就被他们抓过,他们经常借着讨伐八路为名,到四乡里烧杀抢掠,刘朋明抢来的明清名画,就挂在自己的客厅里。别说老百姓,就连李景文的人也恨他,恨不得把他除掉。
果然,刘朋明一伙出城讨伐,在大洼遭遇了冯冠奎,被冯冠奎率部将他们干干净净全部杀掉。刘朋明外号叫瞎七朋,论亲戚还是冯冠奎的表爷,听说他在死前向冯冠奎哀求:“我好歹也是你的表爷呵。”冯冠奎嘿嘿一笑:“我杀的就是你这个表爷。”
我记得二十几口黑棺材,装满了刘朋明特务队的死尸,停在后大道上,围观的人别提多解恨了。还有人说,李景文的人给冯冠奎通风报的信。
冯冠奎极不定性,后来,又在八路军某部司令员邢仁甫的授意下刺杀了副司令员黄骅,从此逃得下落不明。
四
故乡风云里,八路军中名声最大的要算回民支队的队长刘震寰了。最突出的事迹是对敌武装的争取和利用。李景文投降日本后,由于他曾经加入过八路军,刘震寰暗中派人去沟通,李景文表示愿意与刘震寰交朋友,并希望在他的故乡北王曼村会见,刘震寰应约前往,坦诚相会,李景文与他当场结拜为兄弟,热情款待他,在酒席间,刘震寰劝说李景文,“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李景文痛快答应,表示一定做个徐庶式的人物。刘震寰还送给他一支手枪,几百发子弹。从此,刘震寰便和李景文手下的中队长李九(即李景文的堂弟李斌侯)不断交往,李九为八路军做了不少好事。
1943年,形势严重恶化。日本驻沧州的渤海道司令长谷川,亲自指挥一千多日军,纠集了沧、盐、青、新4个县的伪军四千人,加上五六百骑兵,以拉网战术,向八路军根据地王桥、赵村、马连庄、王曼进行大扫荡,决心用40天消灭回民支队。这些情报,李九及时送给了刘震寰。回民支队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既组织了反扫荡,又保存了自己。有一次,沧县的铁杆汉奸刘佩臣部到毕孟一带扫荡,在大浪白村与回民支队接上火。敌众我寡,非常危险,在经过常郭村李九的据点时,李九命令他的部队架起机枪向刘佩臣队伍射击,保护了回民支队,事后李九对刘佩臣说是误会了。
同是1943年,刘震寰为民除害,派孤胆英雄高树格五人,潜入敌据点,活捉了汉奸警察局长马锡鸪,没收了十八支步枪,这一切,都是李九携助办成的。这个马锡鸪,沈阳人,上任不足十天,无恶不作,四处敲诈,勒索民财五万多元。群众叫苦连天,找刘震寰告状,要求为民除害。这个警察局的据点,就在常郭村与李九的部队隔街对峙,李九在常郭村有几百人驻防,而且日夜巡逻。如果没有内线联系,是无法靠近警察局的,李九为刘震寰提供了一切线索,吩咐他的驻军不干预。
刘震寰派去的人,不仅活捉了马锡鸪,还俘虏了十八个警察,十八支步枪,大摇大摆地走上常郭街,将要出村时,李九的据点里打起枪来,五个人心里明白,这是给日本人看的,但是,马锡鸪却一无所知。可见刘震寰的敌伪工作做得有多么好。
韩村城内有几家八路军重要领导人的家属,刘震寰曾嘱托李景文给以关照,在李景文驻新海县城期间,无论形势多么紧张,这些人的家属从未受到半点触犯。
大杨村有几辆大车跑天津,经常给八路军管辖的边区买药品、纸张等军用物品,路过新海县城,李景文的部队明知其事,也不拦阻。
我读书的新海县第一座小学,就是李景文1943年投资创办的,规模最大,师资最强,学生四百多名,城外的许多学生都来住校求学。学校有运动场、两个篮球场、鞦、滑梯、洗澡塘。母校是黄骅中学的前身。解放后,黄骅县教育界的精英和老师,百分之八十都是出身母校,他们之中有范庆海、赵立泰、赵文发、贾荣钧、李之良、闫哲生、刘竹斋等。
五
我的故乡最险恶的风云,莫过于日本投降以后的几年内战时期了。日本鬼子一投降,同年9月,刘震寰等部便解放了新海县城,李景文的部队没有死伤多少,多数逃到王徐庄一带,正是龙蛇突起的大洼黑。
有一句当地民谚:“庄稼人不认识火烧云,看这块血天气。”一片血雨腥风的火烧云,从此布满了故乡的天空!
由于解放后掀起了减租减息汉奸反霸运动,到处戴高帽、 游街、开斗争会,被斗被分的富户失去了天堂。李景文自然也属于失去天堂的一分子,他们在天津及沧州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组成还乡团,一路燃起仇恨的凶焰。
最残酷的一次,李景文手下的土匪头王二,贯匪刘连城、尤福祥,纠集二百多人,向着改名为黄骅县的县城杀来。那是1946年4月13日拂晓,他们利用西门外集市出入城门的方便,把机枪和武器带进拉苇子和柴草的大车里偷偷混进城,又从城墙上摸进来。杀声一起,城里一片惊惶。枪声震耳、杀气冲天。
据说冲在前头的一个人,一手推着石头滚子(碌 )作掩护,一手抓着手枪,嘴里还高叫着:“抓住掌鼠这个王八蛋的,先宰了他!”(掌鼠是所谓“土改”中的勇敢分子,黑脸、麻子、个子不高,在减租反霸中敢于带头打人,被斗的人及家属自然对他恨之入骨。)
这次突然袭击,从西头杀到东头,从大十街杀到东烧锅。惨遭杀害的48人,其中有妇女,还有9岁、13岁的孩子,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被割掉人头,手段极其残忍。
还有一起惨案。1946年夏天,天津盛锡福帽店有18辆大车,从解放区买了18车草帽辫(我想,这是大洼的特产苇子编成的),返回天津路过大洼时,被李景文的部下朱宝贵等人拦住,将36名(除1人逃跑外)随车人员全部活埋,车上的财物全部拿走。
匪徒残忍的程度不可想像。一次,他们把同居村农会主任许云山全家和另外6名村干部抓起来,砍头后把人头摆在炕上,身子摆在地下,满屋里血浆飞溅,血水直流。
有一位工作队女队员被抓后,用钢针穿入乳房,系上线绳,挂上古钱,用皮鞭抽打,强迫在大街上“扭秧歌”。
匪徒把抓到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王徐庄外的路上,每隔10米挖一个坑,把人活埋,留下一条胳膊露在外面朝上竖着,名曰:“栽肉林”。王徐庄有一百多只狗,吃死人肉都吃红了眼。
李景文一伙的最后一块陈地,就是盘踞在易守难攻的王徐庄。
八路军攻打王徐庄是个冬天,苇子割倒了,冰滩上可以冲锋,想不到李景文一伙用冰砣子和苇草筑起坚固的工事。战士在喊杀声中发起数次冲锋,机关枪、步枪、手枪不断哒哒地射击,死伤的人群一片又一片,血染了大洼的冰滩,比鸭子排轰杀的雁群还要多,还要惨烈。(鸭子排是一种火箭炮式的鸟枪)这次死的人是无数的。
王徐庄一战,李景文虽然逃跑了,但大势已去,等待的是一个个戚亡的命运。有的人在斗争会上被乱棍打死,有的被刺刀挑死,死的方式也是百花齐放的。韩村我的周姑家门前不远处就是斗争会现场,贯匪刘连成因为人命太多,先是被乱棍打个半死,后来一位老太太为儿子报仇,手拿剃头刀一刀一刀生拉仇人的肉,刘连成竟然一声不哼!最后一个人用宝剑将他前心捅到后心,这才喊了一声妈,然后死去。有一个人立刻把心挖出来,双手用纸托着往家里跑,从我的周姑门前跑过被她看见了。此后,一听见敲锣开斗争会,她就吓得去茅房撒尿。(这是1984年我回故乡时,时年六十五岁的周姑对我讲的。)
李景文一伙先后都被镇压,听说李九是和王二一同被枪毙的。当时法官宣判后他不服,他表示说我与王二不应该一样,他把缝在破棉袄里的信件拿出来,很可能是刘震寰为他写的证明。据说刘震寰打韩村时,他表示既不抵抗八路军,也不反戈一击,起义去打堂兄李景文。刘震寰解放韩村后,很快就被调往东北野战军,曾经劝李九跟着他走,他没有走,但是也没听说他参加了还乡团的罪恶活动。他的一条罪恶是与李景文联手,追杀了一位八路军的县长,外号名叫蒋闫王蒋思民烈士。李九很年轻,长像清秀,一字眉,很文静,确实做了很多好事,也未免一死。听说他被枪毙后,头上一顶草帽飞落在地,有一个人拣起来,悠然自得地说:“这顶帽儿,归我了。”李九等辈的归宿,被苇子编的破席,卷把卷把埋掉了。
刘震寰后来当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但在“文革”中,因为与李景文、李九的关系,被整得死去活来,整得神经失常,没有逃过卸磨杀驴的命运,死于1971年。
六
改革开放以来,故乡发生了巨变,城乡村落,家家吃上了细粮,家家安上了电话,小汽车遍布四乡,高楼林立铺盖四野。李景文时代只有李司令一部车,司令部一部军用电话,李公馆七、八间砖瓦水磨石地面平房。
1949年开始,没有兵荒马乱匪盗横行,看不到血雨腥风的天地。但是政治运动的风暴,错误政策的风暴带来的全国饥荒,谁曾统计,它的数千万的死亡人数谁能相比?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洼建立了“中捷友谊农场”,王徐庄开挖了“大港油田”,我不禁要登高呼叫,问天问地:
我那茫茫无边浩浩荡荡的大苇洼哪里去了?那成群结队一行又一行嘎嘎鸣叫的大雁哪里去了?那一窝又一窝散落在苇洼的雁蛋、鹅蛋、鸭蛋哪里去了?那连绵百里一车又一车金光灿灿的苇子垛哪里去了?那拍岸拍村,一拍二十四堡的渤海惊涛哪里去了?那惟我故乡独产的对虾、螃蟹、鲶鱼、黄花鱼和几十种水产哪里去了?那流动着淡水鱼虾的河流哪里去了?
血雨腥风的历史风云,并没有动摇大洼的休养生息,看不见摸不到的风云,却把大洼横扫一空,捕捞过度,把茫茫渤海横扫成为一汪死海,许多绝种的鱼类难以再生!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的卓识万古惊魂!
所谓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到底无穷的乐趣在哪里?
有道是地球啊我的母亲,苍天啊我的父母,四海之内皆兄弟,与母斗与父斗与兄弟斗,到底斗出了什么结果?
我忽然想起中华民族五大诗人杜甫的名篇《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诗人亲眼见到恶吏抓壮丁,全村年壮的都抓去了,又来抓老人,老翁逃跑了,老太太开门相迎,向石壕吏哭诉,三个儿子都已抓去,其中两个儿子刚刚战死,家中男的只有一个吃奶的孙子了……其结果逼得老太太应征入伍。——这首惨绝人寰感天动地的名篇,这些抓抓捉捉抓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石壕吏,从小小的石壕村,到今天大大的地球村,到底抓得怎么样呢?
地球母亲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人类,不正是地球村的石壕吏吗?万物,不正是人类捕捉的壮丁吗?华南虎哪里去了?东北虎哪里去了?茫茫大森林哪里去了?
尤其是我的故乡,天上的大雁,地上的苇洼,海里的鱼虾,万古积累的财富哪里去了?就连母亲的心血——石油,也要吸干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大地母亲的儿孙——世间万物,先后战死在人类的雄心,野心,贪心和私心里,最终,一无所有的地球母亲,难道不要“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吗?
别了,我的故乡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