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戴笠接到军统福建站紧急电报，说他的亲信被陈仪逮捕就要枪决。戴笠大怒，对毛人凤说：“好啊，这个陈仪，竟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张超是戴笠的亲信，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派去担任军统福建站站长，对外身份是福建省府保安处谍报科长。张超此人野心勃勃，自持有戴笠为后台，一点都不把福建省主席陈仪放在眼里，恣意妄为，和陈仪的关系迅速恶化。 陈仪为了赶走张超，派手下去搜集罪状。张超贪财好利，很快就被陈仪抓到把柄，将其中较严重的两件，转报给了戴笠。两个罪状，一是，张超指使手下特务，敲诈某大木材商，勒索了数万大洋；二是，福建站在处理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一案，和程某姨太太有私情的张超，故意坐看程某逃脱，在后续处理中，将查抄的大量烟土和黄金，只上报了不到三分之一，其余全部私吞。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一省主席，转来关于张超的罪状又是证据确凿，戴笠不好袒护，只得免去张超福建站长、保安处谍报科长的职务，另行委派严灵峰、金颂康接任。 戴笠将张超免职，只是应付陈仪的权宜之计，他暗中指令张超，在福建开办军统训练班，发展外围武装。 张超的训练班开了没多久，就遭到陈仪的阻挠。陈仪给戴笠去电，说军统在福建发展武装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让张超负责。 戴笠只能通知训练班暂停，已招收的学员送去湖南训练班，并电告张超，让他交接完手头的事务后，去军统上海区工作。 张超心中对陈仪恨极了，召集亲信葛越溪、林荫、王瓒河等人开会，筹划发起“倒陈”行动，将陈仪驱逐出福建。会后，林荫认为以张超手头的实力，“倒陈”毫无胜算，是死路一条，便去向陈仪告密，陈仪大惊失色，让林荫将所知道的写下后，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陈仪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叫来省保安处处长叶成，让他带人抓捕张超。张超此前在保安处任过职，和叶成有交情，叶成显得很是为难，陈仪不高兴的说：“我给你写个手令，还有若让张超跑了，那么必然是你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推脱不了的叶成，回去后又把此事交给了警察局长李进德去办。张超被抓的当天，正在一家澡堂泡澡，被警局的侦辑队队长带人押走。 张超被捕后，福建站长严灵峰急电告知戴笠。戴笠为了救出张超，去找老蒋求情。老蒋大笔一挥，以军委会的名义，给陈仪去电，让把张超押到武汉受审。 所谓“武汉受审”，不过是幌子，只要脱离了陈仪的控制，到时候是关是放，还不是由戴笠操纵的。 陈仪看了老蒋的电报后，马上叫来叶成，写了一个手令，让把张超立刻处决。叶成说：“若杀了张超，那就和戴笠彻底撕破脸了。” 陈仪说：“手令是我下的，你怕什么，真有事也和你无关。” 叶成只得执行命令，派人将张超押到城外执行枪决，并贴出告示，说明张超的罪状。对老蒋而言，张超不过是个小人物，陈仪擅杀了，也就杀了，无足轻重，但对戴笠而言，那可就是大事了。 戴笠将心腹毛人凤召来，商议如何报复。毛人凤说：“根据严灵峰的上报，负责抓张超的是警察局长李进德，此人是陈仪的亲信，我们可让委员长电令陈仪，就说张超案需要核实，让李进德到武汉来。到时候审问李进德，说不定能从他口中挖到陈仪的材料。” 戴笠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便去找老蒋哭诉，说张超为特务处工作多年，立下不少功劳，即便有罪也不致死，应将负责案子的李进德叫来问询。 老蒋见戴笠“情真意切”，便给陈仪去电，让李进德到武汉来协助“张超案”的善后。陈仪在让李进德乘飞机去武汉的同时，给交好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发去求助电。 本来，戴笠打算在机场将李进德强行扣押，然后拷打成招。不想，李进德一下飞机，就坐上了张群的专车。张群带着李进德，直接去见了老蒋。 张群是老蒋的结义兄弟，其分量非戴笠可比，有他出面作保，再加上李进德又列举了张超在福建的诸多劣迹，老蒋不由得不信。 随后，老蒋叫来戴笠，劈头盖脸的臭骂说：“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替这个张超求情。可事实却是，此人胡作非为，甚至还提出什么闽人治闽，要把陈仪赶走。陈仪这个省主席是我任命的，你们这是要反对我吗？” 戴笠吓得直哆嗦，连忙向老蒋痛哭解释。老蒋只是敲打戴笠，尚需要这个特务头子为他卖命，在训斥一番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明着不能对付陈仪，戴笠采取了军统擅长的暗杀手段，当然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对付陈仪，而是将目标放在了陈仪的亲信身上。军统特务先后暗杀了謝蔭坡等几个福建省府的人员，戴笠算是和陈仪彻底撕破了脸。 戴笠一直寻找致陈仪于死地的机会，但直到1946年坠机身亡，也未能如愿。 1949年初，陈仪策反汤恩伯起义，结果遭到出卖。陈仪被免去职务，去上海居住后，毛人凤给军统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打去电话说：“陈仪当年杀了我们的福建站长张超，戴先生将此事引为心病。这一次是总裁下令让抓捕陈仪，可算是到了和他算总账的机会了。” 毛森奉毛人凤之命，将陈仪逮捕。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陈仪之死，军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