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戈达尔谈论自己的工作习惯。
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中工作，我发现在安静的条件下工作可以事半功倍。我在街上是无法做事的，我不太喜欢在街上工作，经常担心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红灯的时候，汽车却发动了。因此，我倒希望有一间大型摄影棚，要是能够拥有一整座城市来拍片就更棒了。俄罗斯人在爱森斯坦的某些影片中就采取了此种做法，列宁格勒的整个街景真实地重现在《十月》的某些镜头中。这种情况下没问题，很安静，还有时间可以思考。有些时候，我宁可选择摄影棚，甚至是明信片，因为如此一来，我至少还有时间去思考。在街上工作就无法思考，这有点可惜。现在已经不再能够在街上拍摄电视节目了，除非使用其他方式，这样做只是将发生的事直接转播出来而已，算不上拍电影，也没什么东西好去调整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在街头拍电影。茂瑙等导演拍摄的经典德国电影，如《日出》等，看似是在街头拍摄的，其实这些街景都是在摄影棚内搭成的布景。德国人对这种事非常在行，并且有足够的财力。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一般而言，在街头拍的影片都很单薄，都是一些小格局的短镜头，既看不到人群，也看不到个人。拍不了，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拍好的。电视在这方面就更糟糕了，甚至连现场转播都不会。我们只消看看电视如何拍摄一位国家元首下飞机的镜头就够了，这种技术上的缺失实在太严重了！
我想，街头拍片的困难在于拍摄的对象都是一些陌生人，这些陌生人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毫无关联。我也看不出怎么能产生这种关联。例如，卢米埃尔拍摄工厂工人离开工厂时，小心翼翼地选择拍摄位置，而这些人都是他自己的工人……但他还是得小心翼翼地从正面拍摄。假如他要拍工人离开工厂的话……我想假如自己不是工人的话，就不可能做好这件事。
让我不安的是，身处和自己的工作无关的人群中，我会感到紧张，我实在看不出他们如何能与我的工作产生关系。我也不在乎自己在某个地方会说出“这个王八蛋挡在了镜头前，妨碍我的拍摄工作，不能叫他快点滚开吗？”之类的话。因此，这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我们也就无法拍摄街景镜头，或是在街上工作。不过现在我倒是想试试看，只是要比以前更加注意，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
我拍《精疲力尽》的时候有点天真。我们居然敢在当时禁止拍摄的街上架起机器，即使这种禁止只是法律层面上的。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街头拍摄属于违法行为。原因很简单，假如此时有行人通过，他就可以提出控诉：“你们无权将我拍入镜头内。”现在这条禁令已随电视的出现而取消。
无论如何，我在街上拍摄时总觉得自己有点像殖民者，就像以前在非洲拍的一些美国片或欧洲片一样。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广告海报上常常有一群帅哥美女坐在独木舟上给可口可乐打广告，独木舟则由两名黑人一前一后地划着。我常常觉得街上的行人就如划船的黑人一样。这一点常令我觉得颇不自在，因此我就渐渐远离街头拍摄的方式了，而如今我又想再回到街上去，但该如何做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这实在非常复杂。有时候必须至少有五六个人守在摄影机旁，他们得真正关心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才行。问题是，大家做事很难步调一致或是达成共识。做事时难免存在层级高低，总是会有一个权力较大的人支配其他人……总之，种种烦人事使得拍摄过程变得错综复杂。
那时候，我们不是太过天真，就是近乎疯狂了。我们一直梦想到好莱坞拍电影，后来当我们了解到好莱坞的真面目后……我本人从未去过，只在远处观望过。我根本不可能去那里。我绝对无法忍受普雷明格或和他一样的电影工作者在当时过的那种生活。同时，好莱坞有一种东西是我后来再也没找到的，《电影手册》中有一点这种东西：电影毕竟是一种产业，电影工作者为了工作互相接触，谈论一些电影的事。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当时拍摄的一些成功电影的力量也来源于此。特吕弗的早期电影或我的作品都是由一些愿意互相谈论电影的人所拍的，当然这些人也免不了会互相批评。当我重看《堕落天使》时，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的编剧、导演和摄影师一定互相讨论过。影片背后真正的决策者是美国的制片人，一直都是如此，其他人只是单纯的执行者。但重点是，这些执行者会彼此交谈沟通。摄影师可能会说“那个景取得不太好”，导演不会因为对方的这番话而伤了自尊心。反观今天的情况，两位导演碰面时甚至不愿交谈。我想当时新浪潮电影的力量在于，同人彼此熟悉，会一起讨论电影，跟如今一些高层次的美国电影工作者的情况一样。可惜现在的电影工作者已不再互相讨论，尤其是不再谈论他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