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6岁的鲁迅瞒着妻子，和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同居。许广平怀孕后，她羞愧难当疯狂地捶打肚子，鲁迅也不拦她……这是为何。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文学巨匠鲁迅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里溘然长逝。当消息传出，整个文坛为之震动。许广平坐在丈夫的病榻旁，泪水模糊了双眼。就在前一晚，日籍医生须藤五百三还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只要熬过这一晚，先生的病情就会好转。＂如今，这一切都成了空言。 谁能想到，这对相差17岁的伴侣，最初只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时间回到1923年，46岁的鲁迅来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国文。他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师，《阿Q正传》、《孔乙己》等作品广为流传。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的许广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专注地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 课堂上的鲁迅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非凡的才情与睿智。许广平被这位先生的学识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1925年，她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就这样，一段持续十年的通信往来由此展开，也为这段忘年之恋埋下了种子。 彼时的鲁迅已与原配朱安结婚多年，却几乎没有夫妻感情。在鲁迅看来，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直到遇见许广平，他冰封已久的心田才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甜蜜。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屠杀事件爆发。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大肆抓捕进步学生和教职人员。当时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的鲁迅立即召集多系主任会议，全力营救被捕学生。然而在狠戾的国民党右派面前，教授们的努力微乎其微。愤然的鲁迅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职务。 同年9月，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鲁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此时，许广平也随他一同北上，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这一决定瞒着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 舆论的非议和道德压力如影随形。许广平不仅要面对＂第三者＂的指责，还要承受＂师生恋＂的非难。当她怀孕后，这种压力达到顶峰，导致她一度情绪崩溃，在痛苦和羞愧中捶打自己的腹部。而鲁迅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矛盾中，他既无法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真爱，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道德枷锁带来的内疚。 尽管如此，两人依然在1927年10月正式结为夫妻，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1929年，许广平为鲁迅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取名周海婴。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为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与希望。1931年7月31日，一张珍贵的全家福定格了这一刻——鲁迅、许广平和幼小的周海婴在上海合影。照片中的鲁迅虽已两鬓斑白，却目光坚定；许广平温婉而坚韧；怀中的周海婴则天真无邪。谁能想到，这幅温馨画面背后，是一个家庭正在与时间赛跑。 作为坚定的文化战士，鲁迅从未停止过与黑暗势力的斗争。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艺术大学宣告成立。鲁迅在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首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他呼吁文艺工作者脚踏实地，将创作与实际社会斗争相结合，避免作品成为脱离群众的空中楼阁。许广平此时已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有加，更在思想上与他并肩作战。 然而，数十年的烟龄已让鲁迅的身体不堪重负。鲁迅从21岁开始抽烟，一抽就是35年，平均每天50支。到1936年3月，56岁的鲁迅病情日益加重，连简单的日常活动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体重最轻时仅有37公斤。尽管如此，鲁迅仍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须藤五百三作为鲁迅的主治医生，他的诊疗方案却备受质疑。当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请来的医学专家和宋庆龄从国外请来的肺科大夫都判断鲁迅的肋膜出现了积水，需要立即抽出时，须藤却坚持己见，拒绝采纳这一建议。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多月后，当鲁迅病情加重，须藤又突然改口同意抽取积水，但此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更可疑的是，须藤使用的不是当时医学界通用的治疗方案，而是激素针剂。激素药物虽能暂时缓解症状，却是饮鸩止渴，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病症。在鲁迅逝世前一晚，许广平见丈夫呼吸急促、冷汗直冒，痛苦不已，手足无措地向须藤求助。谁知须藤竟轻描淡写地表示只要熬过这一晚就会好转。然而现实无情地证明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和鲁迅的胞弟周建人开始怀疑须藤医生的真实身份。内山完造曾暗示周建人不要让须藤医治生病的周海婴，而后来他们更惊讶地发现，须藤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组织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的秘密组织。当他们试图寻找须藤追究责任时，这位医生却如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200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再次将父亲死亡之谜摆在世人面前。他用严厉的措辞直指须藤五百三，认为父亲的死与这位日籍医生脱不开干系。虽然鲁迅已离世近90年，但这个谜团依然困扰着他的家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