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1岁的张作霖娶了许澍旸，大婚之夜，他搂着许澍旸并提出要求，但许澍旸提出的要求却让他进退两难。 1906年深秋的辽西小村庄，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路过村口时，正巧碰见个十八岁的姑娘在井边打水。 这姑娘穿着粗布衣裳，辫子乌黑发亮，弯腰提水的动作像春天抽条的柳枝似的灵巧。 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十里八乡都夸赞的许家闺女许澍旸。 没过几天，张家派来的媒人就把许家那间茅草屋的门槛踏平了。 许澍旸心里明镜似的，自己这铁匠家的闺女能嫁进张大帅府，说好听了是攀高枝，说难听了就是给人当小老婆。 可她看着满头白发的娘亲，想起这些年母女俩给人浆洗缝补的日子，咬着牙提了个条件：得带着老娘一起过门。 这要求搁在讲究排场的帅府里实在稀奇，可张作霖倒是一口应了，还专门派了辆骡车来接人。 进了帅府西跨院，许澍旸没像其他姨太太那样忙着争衣裳首饰。 她成天琢磨着怎么让母亲住得舒坦，怎么跟前面三房太太处好关系。 有回跟着大太太去听堂会，见着戏台子边竖着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牌匾，她心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似的——这不就是明摆着说女人不配读书么？ 转过年开春，奉天城里新开了女子师范学堂的消息传进帅府，许澍旸壮着胆子跟张作霖说要上学，把正在抽大烟的张大帅惊得烟杆子都掉了。 那个年头，哪有官宦人家的姨太太抛头露面去读书的？可架不住她天天软磨硬泡，张作霖最后甩了句"去就去，别给我丢人现眼"。 许澍旸上学可比旁人辛苦十倍，天不亮就得起来给老太太熬药，晌午趁着学堂午休跑回家照看孩子，晚上还得在油灯底下补功课。 有次背《国文教科书》背到三更天，困得脑袋直往砚台里栽，弄得满脸墨汁子。 就这么着硬是读完了两年师范，直到外头传闲话的人太多，张作霖才把她叫回家。 要说这女人是真有主意，不让出门读书就在家里教。 她把西跨院南屋收拾成书房，跟着请来教少爷小姐的先生旁听。 有回先生讲《论语》讲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她当场就站起来给先生鞠了个躬，说是要把这话绣成条幅挂在屋里。 打那以后，连张作霖都高看她三分，由着她带着孩子们读书认字。 转眼到了孩子们该正经上学的年纪，许澍旸跟其他太太们不一样，非要把孩子送省立小学去。 开学头天，四个孩子穿着绸缎褂子坐着汽车去学堂，回来就嚷着明天不去了。 原来同学们都躲着他们，说这是"小王爷"来了。 许澍旸连夜扯了六尺灰布，让裁缝赶出四套学生装，第二天亲自赶着马车送孩子——车停在两条街外，孩子们自己走着去学堂。 教育孩子这事儿上，许澍旸有套自己的章法。 过年过节她领着孩子给老师送年礼，张大帅做寿时却把要显摆新衣裳的儿子训得直哭。 有回小儿子学曾跟马弁的孩子打架，她愣是让儿子给人赔不是，还罚抄了二十遍"平等待人"。 这些事儿在帅府里传开了，连大太太都说老四房教出来的孩子最懂规矩。 1931年东北变天那会儿，许澍旸正带着孩子们在北平，听说日本人占了奉天，她二话不说把两个儿子送去了延安。 有人劝她带着闺女去香港避风头，她摆摆手说："我儿子在打鬼子，当娘的哪有躲清闲的道理？"就这么在沦陷区硬挺了八年，靠着变卖首饰供着抗日组织。 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时，许澍旸已经六十二了。 儿孙们都在劝老太太留在国外享福，她倒好，把攒了半辈子的金镯子玉坠子全换了船票。 上船那天，海风吹得她灰白头发乱飞，跟送行的人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我这把老骨头得埋在故土。" 1976年冬天，北京八宝山来了个特别的送葬队伍，棺材里躺着穿粗布棉袄的老太太，墓碑上刻着"许氏澍旸"四个字。 来送行的有穿中山装的干部，有教书先生模样的，还有几个抹眼泪的老太太——都是当年帅府里的下人。 这些人凑在一块儿念叨：要说这张大帅府里最出息的，还得是四太太教出来的那几个孩子，个个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 要说许澍旸这辈子，就像她最爱的青花瓷瓶，看着素净却经得起年月。 从铁匠闺女到帅府姨太，从师范学生到革命母亲，每一步都走得实实在在。 她没念过多少书，却懂得"知识改变命运"；她身处深宅大院，却教出了最接地气的孩子。 现在人总说"寒门难出贵子"，看看许家老太太的故事，怕是得换个说法了。 信息来源：保定老年网——张作霖是如何从土匪变为枭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