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赔人一口” 到 “追银四十两”，看清朝如何调和民族赔偿习惯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虽然统治者入关后一直提倡汉化，制定的法律也是以《大明律》为蓝本，但是其本民族的习惯传统仍然对国家法律的制定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清开国时期的法律，仍然保留着某些氏族习惯法，这也是由于急剧变化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清朝的赔偿法令的制定和完善，一方面延续了明朝的法律，另一方面，也受本民族赔偿习惯的影响。 在汉族法令中，一直禁止私人复仇，也严禁亲属私和，但是在少数民族的习惯传统中，杀人赔偿却是较好的一种解决争斗，制止无休止战争的重要方式。 《金史世纪》称，始祖函普见两族交恶，哄斗不解，乃往谕之：“杀一人而械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 在氏族社会，个人之间的杀伤行为往往会引起整个氏族的械斗，使得争斗不止，这样造成的损伤会更多。 但如果仅处罚引起暴乱的为首者，部族内部以物赔偿，使得争斗停止，则获利更多。 早在部族时期，人们已经看到的赔偿在解决争斗中起到缓和纠纷的积极作用，有时候合理的赔偿比无尽的复仇更能解决问题。 满族也一直保留着赔命价、赔人口的习惯传统。 《奥罗齐 —— 满族的近亲》中写到：“奥罗齐人对氏族内部的命案由全氏族成员做出判决。惩罚形式不包括死刑和肉刑，只限于罚物和赔偿人口。数额取决于罪行的性质：重罪 (如故意杀人), 赔偿数额就高，轻罪 (如过失杀人), 赔偿数额就低，赔偿的物品主要包括袍服、器皿、饰物；赔偿的人口则取自被告的姐妹，女儿。全部赔偿归入被害一方。” 清入关时期，仍然保留着赔人口的习惯做法。 顺治九年，刑部尚书刘余裕就曾批评当时法律不一致，导致司法混乱的情况，他认为人命应当抵偿，既然法律规定杀人偿命，就应当判决死刑，但查五年七月有传谕：“偶相互偶殴，误伤致死者，姑责四十板赔一人”。 这条传谕依据的就是满族的赔人口习惯法。 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 46 记载：天命八年二月，“以色冷备御打死家中一包衣阿哈和本牛录一诸申之妻，打瞎牛录章京赖山之妻，革色冷备御职，打死二妇，取二人以偿，罚银十五两。 由此可见，在满族及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氏族中，都流传着赔偿财物、人口的习惯，故意杀人赔偿数额高，过失杀人赔偿金额少，即可以用人赔，也可以用钱物赔偿。 这种赔偿钱财或者人口的部族习惯，也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国家的立法。 在清朝最初制定的法律中，仍有着杀人后赔偿人口的习惯。 “国初定，凡过失杀伤人者，鞭一百，赔人一口。顺治五年定，凡人斗殴误伤致死者，责四十板，赔人一口。” 直到康熙初年，这种赔偿方式仍然存在，康熙 “三年三月壬戌，刑部遵旨议覆凡犯过失杀人者，旗下照盛京定例，鞭一百，赔人；民人责四十板，追银四十两，给付死者之家。” 直到康熙七年，最终下令，停止赔人追银的做法，一切依照律例办理。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人认为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亲人的性命怎能用钱财来赔偿。 他们更希望判决杀人者死刑，来为亲人偿命。 尤其是当亲人被人杀死，如果家属私和，接受以钱偿命，就是见利忘义的行为，是儒家最为不齿的行为，既是对国家司法权威的蔑视，也破坏了伦理纲常。 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却一直存在着以财产补偿方式处罚杀伤、盗窃等刑事犯罪行为的习惯。 这一处理人身纠纷的习惯，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部落文化较为落后，他们的法律观念，礼乐观念并不浓厚，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伦理道德的破坏。 另一方面，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条件下，物质赔偿比以命偿命更为重要，人死不能复生，但是足够的赔偿却能让活着的亲属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出于现实的考虑，往往选择接受赔偿。 面对这种冲突，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逐渐进行调和，继承并发展了埋葬银制度。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