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刘宗宽一边坐在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办公室，一边听副官汇报胡宗南的第一军将从川北调往重庆支援防线。
他没说话，只是点头，但当天晚上，这条情报就从他家中秘密传出，翻山越岭，交到了解放军手中，三天后，重庆失守，整个西南门户洞开。
刘宗宽原是国民党中将，在蒋介石眼里是可靠的人才，能打仗，会动脑，还干净，但他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更准确点说，是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构里的线人，从1945年开始，就在传递高层机密，他的上线最初是郭则沉，一个同样身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
后来郭暴露了，他又转为跟房显志、黄克孝联络，家里平时住着两个中共情报员，邻居只当是亲戚来投奔，从没起疑心。
最危险的一次是1949年秋天，那时刘邓大军正从西安南下，准备挺进四川，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开军事会议，所有参谋都在猜解放军主力会从哪儿攻进来。
胡宗南坚持认为是川北，因为那是三国邓艾当年偷袭成都的老路。
刘宗宽也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他反其道而行，在会上通过副手沈策代替发言，说应该防陕不防东。
理由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解放军一贯走传统路线，川北要是丢了，整个川中就守不住。
蒋点了头，采纳了意见，把胡宗南部队调往广元、南充一带，川东只留了一些地方保安团。
这些部队装备差、训练弱，根本经不起主力进攻，而刘宗宽的真正目的，是故意在川东放空子。
他亲自参与西南防务布置，特意在酉阳、黔江、秀山这几个位置留了缺口，只挂名设了“绥靖指挥部”，但不配正规军。这几个点正好卡在重庆通往外界的咽喉。
解放军第三兵团得到情报后，直接从这个空子突进，兵分三路向重庆逼近。
当时胡宗南还在川北等着敌人正面交火，完全没想到大军已经从身后绕过来了。
11月28日，彭水以南，胡宗南第一军被围歼。两天后，解放军进城，重庆一夜之间换了天。
这事之后，刘宗宽没能马上表明身份，他当时正往西南军区方向撤离，一路上被当作战俘扣押，因为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背景。
他也没多做解释，只说要见李达，解放军这边也纳闷，怎么会有俘虏要求见司令。
李达接见之后，才核实了他交出的全部情报，确认他就是潜伏多年的关键人物。
刘伯承听说后，立刻下令释放，还专门安排他担任西南军区高级参议，他在一次军区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刘宗宽一个人，抵得上十万兵。”
其实，从1943年起，刘宗宽的命运就悄悄转了弯，他原本是黄埔出身的正统军官，一直在西南军界混得风生水起，后来经郭则沉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就是现在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再过两年，正式转为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让他留在国民党内部，说这是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位置。
他不太愿意，毕竟周围都是老同事、老上级，天天戴着面具说话，太难受，但他还是答应了，任务太重要。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重庆行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当少将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参与核心战略讨论。
会后，他会把会议纪要手抄一份，用密语写好，由情报员趁着晚上出门买菜的空档塞进夹层衣袋，带出军区。
一次是1946年，胡宗南调兵西进，他偷偷摸出兵力部署图，用手抄地图画下来，花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都红了。
还有一次，他差点在办公室被同僚发现密件，好在临时装作翻书掩盖过去，那年重庆情报站被破获，他和家人整整两个月不敢开灯做饭，晚上靠馒头、咸菜熬过去。
到了1949年，他的任务越来越重，郭则沉被捕后，组织怕他身份暴露，劝他撤出，但他拒绝，他说，越是临近解放，越不能放松。
11月初，他通过情报渠道得知蒋介石要紧急调胡宗南回重庆，他马上把这事告诉了王昆山，让他连夜往刘伯承处送。
他自己也开始准备撤离计划，那段时间他不敢住在家里，换了三个地方藏身，衣服和重要文件都藏在旧皮箱里，随时准备跑路。
等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他才放心下来，他在解放军接收西南军政机构时再次露面，那些原来一起共事的国民党军官全懵了，不知道他啥时候变了身份。
后来很多人说他是投机，其实不知道他早在四年前就已是中共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西南军区工作，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1993年，他去世一年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迟来的肯定。
他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但他做的事，改写了西南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