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山东胶南的乡村，风里裹着海的咸味，日子却苦得像黄连。七岁的李肇星，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背着书包走三里路去学校。 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小脚裹得紧紧的，走路一颠一颠，却总在中午时分准时出现在学校外的小树林里。 她挎着竹篮，掀开粗布，露出两个黄澄澄的玉米饼，旁边是大葱和一小勺面酱。李肇星饿得眼睛发绿，抓起饼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连渣都不剩。 母亲笑眯眯地看着，嘴里念叨：“慢点吃，别噎着。”可李肇星吃完就催她：“娘，你快回去吧，路远。”他不知道，母亲为了省下这块饼，早上只喝了半碗米汤。 那时候，胶南靠海，村里却常年缺粮。母亲常说：“咱不攀比吃穿，只比学习。”她不识字，却认定读书能让儿子走出田野。 1959年，李肇星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送到村里那天，母亲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俺家星儿有出息！”可她不知道，这张通知书，也拉开了母子分离的序幕。 1960年，大饥荒席卷全国，胶南的日子更苦了。北大校园里，李肇星靠着每月十几元的助学金勉强填饱肚子，可他总惦记家里的父母和妹妹。 每次写信，他都问：“娘，咱靠海，鱼多吧？多吃点，别饿着。” 母亲回信，字是托村里先生写的，信里却透着倔强：“鱼多，娘吃得饱，你别操心，好好读书。” 可真相是，家里连野菜都快挖光了。父母和妹妹围着桌子，为几片野菜叶子推来让去，谁也不舍得多吃一口。那年冬天，母亲从牙缝里省下两条咸鱼，托人捎到北京。 李肇星收到包裹，拆开一看，两条巴掌大的咸鱼，干瘪瘪的，带着海的腥味。他捧着鱼，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 他知道，这鱼是全家省了多少顿饭才攒下的。他没舍得吃，掰成小块，藏在枕头底下，每天闻一闻，就像娘还在身边。 那封信里，母亲还夹了一捆大葱，粗壮得像小臂。信上写：“北京没这味儿吧？娘给你寄点家乡的。”李肇星抱着大葱，哭得像个孩子。他突然明白，母亲寄来的不只是鱼和葱，是她对儿子割舍不下的心。 1993年，李肇星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站在国际舞台上侃侃而谈，挥洒自如。可每次夜深人静，他总想起胶南的那个小村庄，想起母亲挎着竹篮的身影。 母亲老了，头发白了，小脚走路更慢了。她还是爱唠叨，托人捎信：“星儿，少熬夜，别累坏了。”可李肇星忙得像陀螺，外交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他想回家看看娘，却总被会议和出差绊住脚。 1995年，母亲病了，父亲没告诉他，怕他分心。直到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才打来那通电话。 李肇星在联合国办公室里放声痛哭，同事们手足无措，只能默默递上纸巾。他恨自己，恨自己没能在母亲最后一刻陪在身边。 葬礼，他也没能赶回去。母亲走得安静，躺在胶南的黄土地上，身边是她种了一辈子的大葱和玉米。父亲说：“你娘走前念叨你，说你忙，她不怪你。”这话像刀子，扎得李肇星心口生疼。 回国后，李肇星提笔写下《送娘远行》。他回忆童年的玉米饼，回忆饥荒时的咸鱼，回忆母亲的唠叨和笑脸。每一笔都像在心上划一刀，每一句都是泪水泡出来的。 文中，他写道：“娘，你走过千山万水，送我到北京，送我到世界。我却连送你最后一程都做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无数读者泪流满面。有人说，李肇星的外交辞令再铿锵，也比不过这篇散文里的真情流露。 参考资料 李肇星胶南田野走出的新外长.大众网.2003.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