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不料，他刚启动滑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察觉急切查问：干什么？干什么？情况十分危急！ 1949年是个大年份，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台湾，岛上人心浮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日子不好过，社会乱糟糟，军队里更是一团糟。军官吃空饷，装备维护稀烂，基层士兵怨声载道。嘉义机场是国民党空军的重要基地，表面上戒备森严，可内里早就不齐心了。那时候，新中国的广播传过来，讲的是新生活、新希望，不少人听着听着就动了心。江富考和他的三个战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了一起。 江富考是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的上尉飞行员，飞过不少次C-47运输机，技术过硬。陈尚明是地面机械兵，眼看着军队一天不如一天，早就想找条出路。周震南是机工长，手艺好，能把飞机捣鼓得妥妥当当。石建儒也是机械兵，平时闷声干活，但脑子活络。四个人凑一块儿，不是啥大人物，就是普通兵，可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陈尚明先动了念头，10月1日那天听完广播，他就拉着江富考几个偷偷合计，打算投奔大陆。 行动得保密，他们没敢多拉人，就四个人干到底。选C-47运输机是因为这家伙靠谱，航程够远，能飞过台湾海峡。他们悄悄给飞机加满油，检查引擎、起落架，确保不出岔子。路线也计划好了，低空飞，躲雷达，还准备好借口，说是“试机”，应付塔台盘问。时机最关键，他们瞅准了10月16日傍晚，蒋介石刚从菲律宾回来，专机落地嘉义，机场忙得团团转，没人盯着他们这架不起眼的运输机。 那天晚上，四人摸黑上了飞机，江富考坐驾驶舱，周震南副驾驶位，石建儒和陈尚明守着设备。引擎一响，飞机开始滑行，可刚动没几步，江富考就发现不对劲——方向转不了。周震南一查，尾轮操纵线断了，飞机只能直着走。塔台马上察觉，喊得急赤白脸，他们回了个“试机”，想蒙混过去。可塔台不吃这套，直接命令停下。时间紧得要命，江富考和周震南一合计，决定用加速刹车的法子，靠惯性硬掰方向。试了两回，终于把飞机摆正，立马全速冲上跑道，飞了起来。 飞出去后，江富考把灯全关了，贴着海面飞，生怕被雷达逮住。国民党那边也不是吃素的，派了两架P-51战斗机追，可天黑加上低空飞行，愣是没找着他们。飞了好几个钟头，到了南京上空，地面高射炮还开了火，江富考赶紧喊是“起义部队”，总算停了炮。降落时他累得眼花，把秦淮河的灯看成跑道，幸好塔台用卡车灯指路，才安全落地。10月17日凌晨，飞机稳稳停在南京机场，四个人总算松了口气。 到了南京，有人接他们，态度挺好，说他们是英雄，还问了行动细节。江富考说想接着飞，周震南几个也想干航空的活儿。后来怕国民党空军炸过来，他们连夜去了济南。那边欢迎得热热闹闹，军民都来接，红旗挥得满天都是。四个人简单说了几句，讲了对新中国的支持，也提了和平统一的盼头。济南那边给了表彰，江富考因为技术好还得了特别奖励。 新中国这边挺看重这事儿，把他们当榜样。江富考后来进了人民解放军空军，当了飞行教官，教了不少新人。周震南干维修，搞技术改进，挺有成绩。石建儒和陈尚明也在航空口子上出力，踏踏实实干活。四个人没啥惊天动地的背景，就是普通人，可这步走得硬气，活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事儿搁在1949年可不小，新中国刚成立，台湾那边还硬扛着，两岸关系紧得像拉满的弦。C-47飞过来，是头一架从台湾起义的飞机，意义不一般。国民党那边丢了脸，可大陆这边得了人心。这四个人用行动证明，海峡再宽也挡不住想团圆的心。他们的故事传开了，不少人听了都觉得振奋。后来历史学家说，这类事虽不大，却让两岸老百姓多了一份互相理解的基础。 时间一长，江富考教出来的飞行员上了天，周震南修的飞机飞得稳，石建儒和陈尚明的活儿也帮了忙。他们的日子融进了新中国的大建设里，没啥传奇色彩，就是实实在在干活。这段经历留下来，成了两岸关系里的一段佳话。不是说他们多伟大，而是这选择本身就挺有劲儿，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再说背景，那会儿国民党在台湾站不住脚，军队里乱七八糟，腐败不是一天两天了。基层的人没啥盼头，新中国的声音一传过来，就像点了个火，把一些人的心思点燃了。江富考他们不是啥特例，那几年投奔大陆的多了去了，可他们这回飞得惊险，干得漂亮，才让人记住了。C-47这飞机也不简单，二战后留下的老家伙，皮实耐用，正好帮他们过了海峡。 行动里最悬的就是起飞那段，尾轮操纵线断了，换别人可能就慌了。江富考靠经验硬顶下来，加速刹车这招不是谁都敢试的，低空飞躲追击也得胆大心细。南京降落那会儿，地面炮火一响，真差点出大事，可见这趟飞得多提心吊胆。四个人配合得默契，谁掉链子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