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无耻！”浙江，男子捡到22万，立刻报警，警察调出监控，很快找到了失主，失主拿到钱后，千恩万谢，还要给男子酬金，男子不要，谁知第二天，失主翻脸，说他丢的是27万，包里只有22万，非要男子给他赔5万，男子恼了我要贪你那5万，干嘛还要还你22万？ 2024年4月的浙江温州，春雨绵绵，38岁的快递员陈立在人民路巷口捡到一个黑色帆布包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沾满雨水的包裹会让他卷入一场荒诞的信任风波。 帆布包里整齐码着22沓百元大钞，塑料绳捆扎的方式带着银行特有的规整，而包裹侧面的物流单上，赫然印着“宏达水产批发部”的字样。 陈立的随身记录仪记录下了关键细节，4月5日晚7点15分，他蹲在巷口啃馒头时，发现墙根下的帆布包。打开清点后，他立即拨打110，全程录像保存。 “当时就想着失主肯定急坏了，这钱看着像货款。”他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反复强调，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快递服上的反光条——那是他每天凌晨五点开工的印记。 失主王建国的出现充满戏剧性，这个水产批发商冲进派出所时，裤脚还沾着市场的鱼鳞，见到帆布包的瞬间突然跪地：“大哥，这是给工人发工资的钱，还有明天进虾的货款！” 他掏出银行取款凭证，虽然金额处模糊不清，但陈立还是在第一时间将22万现金移交。 王建国当场掏出一沓钞票塞过来：“5000块感谢费，必须收下！” 陈立笑着拒绝：“换作是你，也会这么做的。” 转折发生在次日清晨，陈立刚到快递站，就接到派出所电话：“失主说丢的是27万，现在怀疑你私吞5万。” 他握着手机的手突然发抖，昨夜王建国感激涕零的模样还历历在目，此刻却在监控里看到对方指着他咆哮：“银行监控显示我取了27万，现在包里只有22万，中间差额必须说清楚！” 4月7日，陈立收到法院传票，法庭上，王建国的代理律师出示了银行ATM机的取款画面，虽然画面中无法清晰辨认金额，但律师强调“取款时间与丢包时间吻合”。 陈立的辩护律师则提交了关键证据：派出所接警记录显示，陈立报警时明确陈述“捡到22万元”，且监控录像证明他从捡到包到报警间隔仅8分钟，期间全程都有录像。 “如果我要贪5万，为什么不直接拿走全部？”陈立在庭审中首次开口，声音里带着疲惫，“我每天送200个快递，一个月赚6000块，5万够我攒一年。” 这句话让旁听席传来此起彼伏的叹息，有老快递员偷偷抹了把眼角——他们太知道6000元月薪的分量。 这起事件与2023年广东佛山的“拾金被讹案”如出一辙，佛山市民李女士捡到18万现金归还后，失主同样声称少了3万，最终因无法提供取款凭证败诉。 两案共同暴露了一个社会痛点，当拾金不昧者遭遇“人性恶”的反噬，法律如何守护善意？ 对比2024年江苏南京的“正能量案例”，拾主在捡到百万现金后，主动要求警方全程录像交接，失主赠送锦旗并公开致谢。这种反差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善举的成本，有时需要靠运气来规避风险。 根据《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陈立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第316条进一步明确，拾得人在返还前应妥善保管，若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需承担民事责任，但本案中陈立已尽到合理保管义务。 王建国的诬告行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其“虚构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法 院最终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王建国无法证明丢失27万为由，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利用他人善意为自己谋取利益，不仅违背公序良俗，更需承担法律后果。” 案件审结后，陈立收到了来自全国的快递——有司机寄来的车载监控设备，有律师事务所赠送的法律手册，更多的是手写的感谢信。 王建国的水产铺前，有人悄悄贴上“农夫与蛇现实版”的漫画，曾经的熟客开始绕道购买。 这个结果让陈立唏嘘：“我不恨他，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好人总被当成软柿子？” 温州中院随后发布司法建议，呼吁建立“拾得遗失物交接全程见证机制”，建议公安机关在接收遗失物时同步记录清点过程，从制度上避免类似纠纷。 这个建议很快在浙江全省推广，拾金不昧者可申请警方出具《拾得物品清单》，作为日后维权的法律凭证。 陈立的故事最终以法律还其清白告终，但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停止。 当他重新穿上快递服，在巷口看到有人遗失钱包时，犹豫三秒后还是选择蹲下捡起——这个细节让无数网友红了眼眶。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法律的温度，在于让行善者敢行善，让讹诈者不敢恶。陈立案的意义，不仅是个案的公正，更是对社会信任体系的一次修复。” 这场关于22万现金的风波，本质是一场信任危机的缩影。 道德的践行需要法律的护航，而法律的价值，在于让“做好事”不再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 （文中均使用化名） 铜仁日报，《男子下班捡到22万现金，报警归还后，却被失主告上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