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著名女作家沉樱正怀3胎时，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了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1942年，沉樱正怀着第三个孩子，那年她35岁，已经是民国文坛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她原名陈英，1907年出生在山东潍县一个富裕家庭，家里书多，爹是商人，思想也开明。她从小就爱读书，1925年考进上海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学校有陈望道、瞿秋白、茅盾这些大牛老师。后来学校因政治原因关了，她转到复旦大学，成了第一批女学生。她在学校里泡图书馆，抄鲁迅、周作人的文章，文学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沉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挺大，192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归家》，写女性的情感特别细腻，茅盾看了都夸，说她有点像冰心。1929年，她连着出了《婚宴之后》《深夜》《某一个女孩子》三本小说集，文风清新，很快就火了。1934年，她的小说集《女人》出版，里面全是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发表在《小说月报》这种大刊上，地位算是稳了。
再说梁宗岱，他1903年出生在广东新会，家里条件一般，但他脑子好使，小时候就读了不少诗书。1923年他跑去意大利留学，后来又逛遍欧洲，会说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跟瓦雷里、罗曼·罗兰这些文学大佬都混得熟。1931年，他回国被胡适推荐做了北大法语系主任，上课讲法国诗歌那叫一个精彩，学生都爱听。
沉樱和梁宗岱是1931年在北大认识的。当时沉樱去文学社团讲创作，梁宗岱听完主动找她聊，两人聊文学聊得投机。后来他们常一块儿散步，聊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感情慢慢就有了。1934年，梁宗岱跟胡适因为早年包办婚姻的事吵翻了，辞了职，拉着沉樱去了日本。他们在东京叶山租了个小屋，过了一段挺诗意的日子。梁宗岱在那儿写诗集《一切的峰顶》，沉樱也写了不少散文。1935年，他们回天津结了婚，婚礼简单，之后定居那儿。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搬到重庆，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教书。那几年他们生了俩女儿，长女梁思薇1937年出生，次女梁思清1941年出生，日子看着还挺温馨。
可到了1942年，事情全变了。梁宗岱的父亲去世，他得回广东新会奔丧。沉樱怀着孕，没法跟着去。她在家忙着照顾俩孩子，还惦记着丈夫，熬夜给他缝了套孝服寄过去。梁宗岱拿了孝服就走了，路上全是战乱的痕迹。丧事办完后，他心情不好，跑去新会一家戏馆散心。そこで他看上了粤剧花旦甘少苏。甘少苏唱《帝女花》唱得特别好，长得也带点哀愁。演出完梁宗岱递了首诗过去，两人聊了几句，她说自己小时候被卖进戏班，挺惨的。梁宗岱一听就心软了，找到戏班老板，说要花三万块把她赎出来。
这三万块可不是小数，那时候普通人家一年也就几十块的收入，梁宗岱却把家里全部积蓄拿去干这事。消息传到重庆，沉樱正给孩子补衣服，邻居跑来一提，她整个人都愣了。她写信劝梁宗岱，说夫妻十年，她省吃俭用带孩子，让他想想家人回头。结果梁宗岱回信说帮甘少苏是义举，还甩了一句：“你拿孩子逼我，我还能再生！”这话够狠，沉樱看完没吭声，收拾东西，带着俩孩子搬出了复旦大学的宿舍，去了重庆城里一间小出租屋。
从那以后，沉樱一个人扛起了仨孩子的日子。她靠写文章、翻译赚钱，1944年生下儿子梁思明，生活苦是苦，但她没停笔，散文小说还在上海报刊上发，写得都是女性自立的事。抗战结束后，她带孩子去了上海，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书。1946年，梁宗岱跑来上海想带孩子走，被沉樱直接拒了。1948年，她干脆带着仨孩子去了台湾，跟梁宗岱彻底断了。
在台湾，沉樱先在苗栗县一所中学教了七年，后来去了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直到1967年退休。退休后她专心翻译，翻了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毛姆的短篇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陌生女人》特别火，第一年就卖了十万册。她还自掏腰包办了个“蒲公英译丛”，出了快二十本书，连梁宗岱的《一切的峰顶》都收进去了。她在头份镇有块果园，盖了个小屋，周末常请林海音、罗兰这些朋友来喝茶聊天，日子过得挺充实。
1972年，沉樱去了美国跟儿女一块儿住，晚年得了帕金森病，腿脚不好。1982年她回大陆看了看巴金，但身体撑不住，没待多久。1988年，她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养老院去世，81岁。
梁宗岱呢？他跟甘少苏结了婚，但日子并不好过。这事传出去后，他名声臭了，复旦大学把他开了。他带甘少苏回广西百色，过得挺穷。1950年代他还坐了牢，出狱后在中山东大学和广州外语学院教书。1983年，他病重，想见沉樱和孩子，托人联系，结果没人理他。一个月后，他一个人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