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笑了！”湖北一女子养家20多年，3次被丈夫起诉离婚净身出户，丈夫在孩子3岁后，就常年在外，不问家事，女子照顾公婆和孩子的同时，还要挣钱养家，离婚后女子获得了前夫给予的80000元家庭劳务补偿，网友：终于有人给这位妈妈公平对待了！ 2025年3月，湖北宜昌的春雨敲打着法院的玻璃窗，48岁的陈秀芳捏着泛黄的病历本，第3次走进离婚诉讼法庭。 病历上"婆婆腰椎手术护理记录""儿子初中家长会签到表"与"自己胃溃疡诊断书"重叠在一起，像极了她过去20年生活的注脚——自从丈夫王建军在儿子3岁时外出务工，她的人生就被切割成医院、学校、工厂三点一线。 1998年的媒人介绍会上，王建军的"老实可靠"让陈秀芳心动，婚后第三年儿子出生，丈夫说"去广州打工多挣点"，她抱着襁褓中的孩子送他到车站："放心吧，家里有我。"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便是20年。 最初还有每月500元生活费，渐渐变成"工地没结款"，到后来连电话都难得打通。 她在镇上服装厂缝纽扣，凌晨5点起床给公婆熬中药，下午接孩子放学，晚上对着作业本上的"家长签字"发呆——儿子从不说想爸爸，但会把作文《我的爸爸》空在最后一页。 2018年第一次收到法院传票时，陈秀芳正在ICU外守着刚做完胃癌手术的公公，王建军的起诉理由是"夫妻感情破裂"，她攥着传票问法官："我伺候他爸妈20年，这算破裂吗？" 法庭上，丈夫的代理律师反复强调"分居满两年"，却对她出示的12本护理记录、36张学费收据视若无物。 第一次判决驳回离婚，她在判决书背面写下："原来我的付出，法律看不见。" 2022年第二次诉讼，王建军换了理由："她性格强势，无法沟通。" 陈秀芳当庭展示了手机里的转账记录——近五年他仅转过3次钱，合计1.2万元，而她为公婆治病借的外债已达8万元，但因无法证明丈夫"遗弃家庭成员"，法院以"证据不足"再次驳回。 直到2023年第三次起诉，民法典实施后的"家务劳动补偿条款"让她看到希望，她向宜昌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官调取了丈夫在广州的购房合同——他2015年就在番禺买了房，却从未告知家人。 2025年3月15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送达时，陈秀芳正在给婆婆按摩萎缩的双腿。 第12页的"家庭劳务补偿"条款格外醒目："依据《民法典》第1088条，结合原告20年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及协助被告工作的事实，酌定补偿8万元。" 她摸着判决书上的红章，想起去年在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教她收集的200张超市小票、56张医院陪诊记录、17本孩子的成长手册——这些曾被她视为"日常琐事"的凭证，最终成为法律认可的"无形付出"。 王建军在上诉期内曾打来电话："不就做个家务，至于告到检察院吗？" 陈秀芳望着墙上公公的遗像回答："你在番禺的阳台上看风景时，我在医院走廊打地铺；你给新手机设置密码时，我在缝补儿子的校服。法律说，这些都该被看见。" 这起案件与2021年北京"全职妈妈离婚补偿案"形成历史呼应，妻子辞职照顾家庭，离婚时获5万元补偿，成为民法典实施后首份家务劳动补偿判决。 两起案件相隔三年，共同标志着司法实践对家庭劳务价值的认可从"道德呼吁"走向"法律量化"—— 1、2举证责任的突破：从"谁主张谁举证"到法院、检察院介入调查，破解了全职主妇"难以自证付出"的困境； 3、价值量化的进步：从象征性补偿到结合物价水平、劳动时长、家庭贡献综合定价，体现司法对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尊重； 4、性别平等的注脚：两案原告均为女性，反映出传统性别分工中女性承担更多家务的现实，补偿判决是对"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制度性纠偏。 全国妇联2023年调查显示，65%的已婚女性承担主要家务，其中32%因家务放弃职业发展，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像陈秀芳这样的女性，在灶台与职场间的艰难平衡。 法院不仅支持8万元劳务补偿，还认定被告隐瞒财产行为，在共同房产分割中对原告倾斜，实现对"婚姻过错"的双重追责。 主审法官在判后答疑中特别指出："家务劳动不是'妻子的天职'，而是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法律量化的不仅是劳务价值，更是对所有为家庭默默付出者的尊严守护。" 拿到补偿款的陈秀芳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儿子的大学账户转去2万元，她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分享会上展示那些泛黄的小票："以前觉得这些是流水账，现在知道，每一张都是我的'工作证明'。" 家庭劳务不是"无私奉献"的道德命题，而是需要制度保障的法律权利，当司法开始量化家务劳动的价值，当社会不再将照料家人视为"理所当然"，每个为家庭付出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尊重。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章为真实事件整理评述，无不良引导，文中均使用化名） 创作来源：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