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1953年，北京郊外的刑场，了明禅师——一个披着僧袍的“高人”，却背负着杀害李大钊的血债，被五花大绑押赴枪决。二十多年，他藏身寺庙，念经度日，可终究逃不过正义的审判。行刑前，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死有余辜，但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雷恒成这人，出身不简单。19世纪末，他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皇族远亲家里。家里有点背景，又赶上晚清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风潮，他被打包送到日本待了11年。在那儿，他学的不是啥救国救民的本事，而是警察技术和治安管理，专攻怎么“管人”。1909年回国，靠着皇族身份和日本文凭，他混进清廷当了官，还得了个“兵科举人”的头衔。那时候，他胸前老挂着一块金怀表，挺得意。 辛亥革命后，清朝没了，他却没倒霉。靠着关系，他钻进京师警察厅，照样混得风生水起。1912年，袁世凯搞北京兵变，他当了帮凶，带人烧城杀人，平民遭殃，他却得了个“雷锤子”的绰号，意思是手狠心黑。那时候，他还年轻，可心已经歪了。 到了1927年，他爬到京师警察厅侦缉队队长的位置。这一年，他干了件大事——带人闯进苏联大使馆兵营，抓了李大钊。那是4月6日，他带着四五十个军警，搜出一把手枪，还顺手揣进自己兜里。李大钊被捕后没屈服，可没多久就被张作霖下令绞死，牺牲时才38岁。雷恒成这手，直接把自己的名字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他没停手。1930年，他跑到东北当宪兵侦缉处长，折磨赵尚志那样的革命者，手段一个比一个狠。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彻底投了日本人，干起了汉奸的勾当。先是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县长，后来管着山东22个县，给日军卖命，祸害老百姓。别看他后来剃了头当和尚，化名了明禅师，那都是为了躲追捕，骨子里还是那个“雷锤子”。 1945年日本投降，他知道大事不妙，赶紧跑北京西北角的寺庙里当和尚，天天念经，装出一副超脱的样子。后来又溜到上海，改名叫赵志安，靠摆摊算命混日子。街坊都说他口才好，可谁知道这“算命先生”手上沾了多少血？ 直到1951年，一封匿名信捅破了他的马甲。信里说：“北京西北寺庙的了明禅师，就是抓李大钊的汉奸。”公安顺藤摸瓜，在上海把他逮住。1952年，他全招了，承认自己抓过李大钊，还干了一堆见不得人的事。1953年4月26日，法院判他死刑，啥财产都没留。 那天，他被押到刑场，手脚绑得死死的。行刑前，他低声说了那句话：“我死有余辜，但能不能别打我的头？”队长愣了下，点了头，枪口就瞄准了他的背。枪响之后，他倒在地上，彻底完了。 雷恒成这一辈子，从有钱人家的少爷，到日本留学生，再到军阀的狗腿子，最后当汉奸，真是一步步把自己作死了。他本来可以干点正事，可偏偏选了条最烂的路。想想他早年在日本学的那些东西，本来能帮国家强起来，结果全用在害人上了。 他抓李大钊那年才三十多岁，正该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可他干的事让人寒心。李大钊是为国为民牺牲的英雄，雷恒成却为了自己的前途，把英雄送上绝路。后来投靠日本人，他更是把良心扔得一干二净。1945年躲起来当和尚，也不过是怕死，没一点悔改的意思。 说到他临死前那句“别打我的头”，有人猜可能是怕死后模样太惨，有人说他还惦记着自己那点面子。可不管咋说，这要求听着怪怪的。一个手上沾满血的人，到最后还想着留个全尸，挺讽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