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9岁的保姆刚洗完碗，从小看大的主家大儿子忽然开口：“您年纪大了，我

1998年，79岁的保姆刚洗完碗，从小看大的主家大儿子忽然开口：“您年纪大了，我们另请个保姆吧！”老人一愣，默默低头就去收拾行李：“是啊，我老了，该走人了！”大儿子一怔，赶紧拉住老人。 信源：成都新闻，“桃姐”侍奉三代 高玉清原本是村里人人称羡的贤妻良母，丈夫忠厚老实勤快，孩子也聪明可爱。虽然家境不富裕，但一家三口日子也算过得温暖安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结婚不到五年，丈夫便查出患了恶性肝癌，不到半年便撒手人寰。 还没等高玉清从丧夫之痛中缓过来，年幼的儿子也接连因肺炎引发并发症，在医院抢救无效离世。连失至亲，几近崩溃，她整日以泪洗面，恍若行尸走肉。 更令她心寒的是，公婆非但没有安慰，反而怒声指责，说她是“灾星”，娶了她家破人亡，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她。 村里一些流言蜚语也助长了二老的偏执，几番争执后，竟硬生生将她赶出家门。她无处可去，只能回娘家寻求庇护。可娘家也并不待见她。 父母虽然口头上收留，但脸色冷淡，常拿“寡妇不祥”来讽刺她。兄嫂也时常抱怨她白吃白住，还拖累家里的名声。 母亲甚至明着催她改嫁，说她这样年纪轻轻守寡，只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现实的冷漠彻底压垮了高玉清，她终于明白，这世上没有她真正可以落脚的地方。 为了生计，也为了逃离那些刺耳的议论，她含泪离开了家乡，坐上南下的列车，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她在中介的介绍下成为一户人家的住家保姆。 1966年，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纸下放通知，将高玉清当保姆的这户人家从城市驱赶到北方偏远农村。 他们是“黑五类”，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夫妻二人被押往生产队劳动改造，留下的，是几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八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满脸惊恐地望着混乱的大人世界。 谁知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让她的身份也摇摇欲坠。街上的人对她冷眼相待，甚至劝她趁早“撇清关系”，另找出路。 但她没走。看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哭红了眼，小小的身影在炕沿边发抖，她的心软了。她知道，他们没人管就活不下去。 她就这么留下了。 那十年，她一手撑起了这个家。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做饭洗衣，照顾孩子功课生病。 有一次，小儿子高烧昏迷，她背着孩子冒着风雪走了七里山路去找赤脚医生，回来时，脚上冻疮裂开，流了血。 她从来没叫一声苦，别人家的保姆干一年就走，她却在这个家一待就是整整十年。 1976年，风向终于变了。夫妻二人等来了平反通知，回城复职。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是“保姆”了，而是被全家人称作“阿姨”的亲人。 她没孩子，但主家的五个孩子，从小到大都视她为亲娘一样敬重。她在这个家继续干活、照料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成了这个家最稳定的存在。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98年。那年冬天特别冷，风吹在玻璃窗上发出咯咯声响。 高玉清已经79岁了，背佝偻得更厉害，眼睛也有些花了，但她依旧每天早起为全家做早饭，吃完饭还不歇着，一碗碗洗刷干净，灶台擦得锃亮。 那天傍晚，她刚洗完碗，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主家的大儿子忽然叫住她：“玉清姨，您年纪大了……我们打算再请个保姆。” 她愣住了，怔怔看着他。那一瞬间，她的心像被一盆冷水浇透。她没说什么，只是低头默默回了屋，开始收拾自己的铺盖卷和几件旧衣服：“是啊，我老了……也该走人了……” 大儿子一惊，连忙跑过去拉住她的手，急得声音发抖：“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赶您走，我们是想找个人来照顾您……您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一辈子，该歇歇了，换我们照顾您了！” 话音落下，老太太手里的衣服滑落到地上，她怔怔地看着眼前已经长成高大的男孩，突然，眼泪“哗”地落了下来。 她嘴唇抖着，哽咽着说：“我……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了……” 大儿子跪下身子，紧紧握住她的手，像小时候一样：“怎么会？您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全家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