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这年夏天南京城笼罩在日军铁蹄之下，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里有个叫詹长麟的年轻仆役正在擦拭酒杯。
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五年前托邻居王先生的关系进了领事馆，平日里端茶倒水从不多话，日本人看他老实本分又没读过书，渐渐把采买酒水这样的差事也交给他办。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木讷的侍从，正是军统安插在日伪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六月初的南京闷得人透不过气，詹长麟蹲在厨房角落里往绍兴酒坛里撒药粉时，后脖颈的汗珠顺着脊梁往下淌。
他记得三天前在鼓楼饭店接任务时，军统的人反复交代这包美国产的氰化钾只需指甲盖大小就能要人命。
此刻他屏住呼吸把整包药粉都抖进酒坛，手指头被酒坛边沿的陶片划出血口子都没察觉。
这事得从半个月前说起，那天领事馆突然忙得脚不沾地，詹长麟端着茶盘经过会客室，听见日本书记官说要准备最高规格的宴会。
他借着擦窗户的由头在走廊多站了会儿，瞥见请柬上写着要接待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
当天夜里他就把情报塞进关帝庙的香炉灰里，没想到三天后就收到用明矾水写的密令，要在宴会上做掉这个日本高官。
要说这詹长麟可不是寻常仆役，十五岁那年他跟着国军参加淞沪抗战，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的场面都见过。
后来母亲病重才退伍回家，在街坊介绍下进了日本领事馆当差。
原本以为就是混口饭吃，谁知有天被首都警察厅外事组长赵世瑞堵在家里。
那人把手枪往桌上一拍，说要么当军统的暗桩，要么现在就吃枪子儿。
打那天起，这个不识字的仆役就成了军统65号特工。
买酒那天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皮，詹长麟拉着板车从中华路119号老万全酒家运回四坛二十年陈酿，日本兵拿刺刀挑开封口红布挨个检查。
他当着众人的面舀起酒瓢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口，喉咙火辣辣地疼，这是军统教的障眼法，毒药藏在贴身的油纸包里呢。
等酒坛搬进宴会厅角落，他才瞅准空档把药粉搅进温好的酒壶。
宴会当晚灯火通明，四十多个日本军官和汉奸头子举着酒杯高喊“天皇万岁”。
詹长麟拎着铜壶挨个斟酒，手心里全是汗。
他瞧见清水留三郎仰脖喝干杯中酒，喉结上下滑动时自己心跳快得要蹦出来。
不过半盏茶工夫，宴会厅突然炸了锅，有人捂着肚子栽倒在地，杯盘碗盏摔得稀里哗啦。
趁着乱劲儿，他猫着腰溜出后门，骑上藏在梧桐树下的自行车就往江边跑。
后来听说那晚毒翻了三十多人，可惜清水老鬼子命大，灌了两桶肥皂水又活过来了。
日本宪兵把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城门贴的告示上画着詹家兄弟的画像，悬赏大洋从五百涨到五千。
其实这哥俩早被军统的人藏在六合乡下，白天扮成货郎走街串巷，夜里就睡在渔船甲板上数星星。
直到抗战胜利那年，他们才敢回南京老宅。
要说这事最玄乎的还得是下毒手法，日本人查来查去愣是没搞明白毒药怎么进的酒坛，他们哪想得到，詹长麟把氰化钾藏在千层底布鞋的夹层里带进来的。
这招是跟街口修鞋匠学的，鞋匠儿子被日本兵捅死在中华门，听说要毒杀鬼子，连夜给纳了双加料布鞋。
后来这双鞋在长江边烧成了灰，鞋匠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也算抗日功臣。
日本人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倒是重庆的《中央日报》连着五天头版报道。
南京城的老百姓暗地里拍手称快，茶馆里说书先生把这事编成评书，说到“毒酒宴群魔乱舞”这段，总要把醒木拍得震天响。
那些给日本人当差的汉奸从此多了个心病，赴宴前都要让手下先试菜，生怕自己成了第二个清水留三郎。
詹长麟躲过追捕后在湖南乡下开了间杂货铺，直到1946年才领到国民政府发的五万法币奖金。
他用这笔钱在南京中央门外盖了栋三层小楼，前头开旅馆后头住家。
解放后政府查过他底细，见他确实只杀过鬼子汉奸，也就没为难这个曾经的军统特工。
2008年老爷子九十五岁高龄去世时，床头还摆着当年装毒药的空瓶子，说是留着警醒后人。
要说这事最蹊跷的，还得数那包美国产的氰化钾。
九十年代解密档案显示，当年军统给的剂量足够毒死两百人，可实际只放倒了三十来个。
后来专家推测可能是温酒时毒性挥发，也可能是日本医生抢救及时。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有个中国小伙用最原始的方式告诉侵略者：中国人骨头硬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