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1500个单词的专栏文章，对加沙儿童的悲惨境地深感忧虑、失望、震惊与悲痛，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然而却一次都没有提到以色列和哈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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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沙的孩子被轰炸和挨饿时，我们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
我曾以为我们都相信对儿童负有集体责任。这场可怕的冲突让我开始质疑这一点。
过去几个月，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了一些画面，它们将终生萦绕在我的心头。死去的、受伤的、饥饿的儿童和婴儿。孩子们因疼痛和恐惧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哭泣。一个小男孩因空袭的创伤而颤抖。那些无法言喻的恐怖和暴力场景让我感到恶心。有时我会跳过这些照片和视频，或许是害怕接下来会看到什么。但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去见证这些苦难。
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通过社交媒体目睹了加沙儿童的苦难，这些画面与广告、迷因和其他人安全微笑的孩子照片混杂在一起，令人震慑。这种对比让恐怖更加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可能就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或任何你认识的孩子，只因出生地的不同。
成千上万的人用他们的声音为这些孩子及其家庭发声，无论是写信给政客、向慈善机构和援助组织捐款，还是走上街头。然而，这场针对儿童的战争仍在继续，人们普遍感到无能为力，难以帮助他们。
很难想象情况还能变得更糟，但本周的消息显示，根据联合国数据，14,000名婴儿正遭受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原因是有意为之的饥饿：饥荒被用作战争武器，或如人权观察组织所述，是“灭绝工具”。
面对这种无法想象的恐怖时，那种压倒性的无力感正在造成一种大规模的道德伤害——一种深刻的心理痛苦，当人们被迫以违背自身价值观或道德准则的方式行动（或无法行动）时，就会发生这种痛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术语是在疫情期间与医务人员交谈时。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因缺乏设备、资源和领导力，以及大量重症患者的涌入，而无法为急需治疗的患者提供帮助，这让他们痛苦不堪。
这种痛苦在加沙本地无疑感受最为强烈。对于那里的医务人员和救援工作者来说，无法帮助每个人的悲伤、愧疚甚至背叛感一定是每天的现实。当你的职责是帮助、喂养、治疗，却无法做到，这是一种深刻的创伤。
对于加沙的父母来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因饥饿哭泣却无法喂饱他们，这种痛苦一定是极端的折磨。我常常想到那些在轰炸中处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婴儿——那张在希法医院的照片，七个新生儿被放在一张床上以保持温暖和存活。我想知道他们的母亲在哪里，她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没有适当止痛药和设备的情况下被迫分娩。她们现在在哪里？有多少人存活下来？那些努力试图救治他们的医务人员又经历了什么？
但我也开始思考这种大规模的间接道德伤害的影响。我绝不是将其与现场人们的经历等同起来。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甚至延伸到一种共谋感：这对全世界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人有何影响？目睹如此深刻的苦难——即使是通过屏幕——却感到无法采取行动或迫使他人采取行动，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我母亲在我出生后不再看新闻。因为她无法承受。我也有过类似的冲动，自从有了儿子后，我想将我们包裹在安全和温暖的特权生活中。但互联网让脱离变得更加困难——新闻与我们的生活同步运行，侵蚀了界限。有许多夜晚，我哄儿子入睡，他吃饱了，穿着干净柔软的睡衣，而我却为那些无法被安放在温暖床铺上的其他孩子默默流泪。在他半夜醒来要喝奶时，我只需去冰箱拿一些奶，我们会静静地坐着，听到的不是炸弹的声音，而是仿佛充满天空的鸟鸣。
他安全与他们危难之间的对比对我来说显得如此不堪。这样的感受算是一种道德伤害吗？与一个小生命朝夕相处——他们的纯真、脆弱、傻气和充满爱的天性——让其他孩子的痛苦感觉像是一种深刻的冒犯。但我知道，即使不是父母，也能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到对加沙儿童所受苦难的恐惧。我相信——或者说，我曾经相信——作为人类，我们天生对儿童负有集体责任，这种责任可以超越国界。
面对如此严重的不公正无能为力，可能会导致对政府、机构乃至世界道德秩序及其保护儿童能力的信任或信仰的丧失。我想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影响：会如某些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导致一种表现为冷漠的麻木感吗？创伤事件可能导致情感缺失——应该有更多人走上街头并发出声音——但它们也可能转化为正当的愤怒。
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信仰丧失。我曾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善良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儿童，但这场冲突让这种信念发生了动摇。我带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沉重感四处走动。远在加沙千里之外，这18个月改变了我。我明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对儿童的同情是有政治界限的。一个人如何处理这种可怕的认知，当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你心头？我似乎找不到答案。
作者：里安农·露西·科斯利特（Rhiannon Lucy Cosslett），卫报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