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其产生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自己的个性印记。
元末的残暴统治，加之多年的战争，导致明初经济百废待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肃清吏治、惩治腐败，经过一系列实践，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朱元璋形成了独特的廉政思想，并在历史长河中开创了璀璨的“洪武之治”。
经济上百废待兴明朝初年，经过连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废墟，呈现出一派人口锐减的景象，经济几经崩溃。因为连年征战，饥荒瘟疫，十室九虚。
北方大部遭到元军乱兵的杀掠，城池荒芜，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
当时的鲁豫一带常年荒凉，长江以南很多地方都是贫瘠之地，饥民遍地，田多荒芜，租税无所出。
全国的人口总体减少，百姓生存艰难，社会经济一片混乱。
另外在明初，时常发生一些自然灾害，民众的日子过得更加困难。
在明初建国前八年，山东、河南、江浙等地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
从江浙到淮水流域，北到山东，西到河南，洪水泛滥；西起陕西、河南，北到山西河北，旱灾严重；还有诸如湖光、济南、苏州、延安、北平等地都遭受严重灾荒。
因此朱元璋决心顺应民心思治的潮流，重视民生，恢复与发展生产。
政治上贪腐横行明初面临非常多的社会问题，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
朱元璋以促进经济发展、整顿官吏为目标，进行一系列改革，努力建设一个吏治清明的大明朝。
但事与愿违因受到元末官场腐败的严重冲击，明初官场法治依旧混乱，官风鄙薄，腐败滋生。许多开国功臣都萌生了骄纵之心，贪慕财富。
上至为朝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下至各部门的高级官员，乃至某些地方的官宦，无不居功自傲，贪赃枉法。
建国初期，朱元璋曾不止一次地告诚官吏们要清正廉洁，但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告诫，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官吏腐败的欲望愈来愈大，腐败程度也愈来愈重。
比如户部尚书郭桓，作为一名重要的朝廷官员，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同当地官员串通贪污大量粮食。
本该上交四百五十万石的粮食，实则却上交二百六十多万石，私吞一百九十多万。
朱元璋在看到贪污如此高的数值后，一气之下将诸多官吏处死。
永嘉侯朱亮祖在广东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大量积聚钱财，并释放豪强与犯罪亲属。
地方官吏更是横行霸道，朱元璋曾数次降太平、宣城等地的赋税，但当地官吏却不顾皇帝旨意，强制民众上缴。
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元璋认为腐败必然会导致官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破坏国家稳定。
因此对贪污腐败的官吏必须严格惩处，绝不可放纵，务必将他们绳之以法。
措施上着重解决朱元璋不仅在思想上提出了民本理念外，而且还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
他通过采取解决土地问题、重视减赋赈灾、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一)解决土地问题
元末以来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朱元璋从农民起义中深刻体会到农民的力量,他反复引用儒家的一句名言：“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明朝建国后民心思治，广大农民希望新王朝能减少赋税，稳定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深知保国之道藏富于民。
在封建社会，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朱元璋一再告诫文武百官“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他看来，大多数农民都是由于缺少土地而陷入贫困。
因此，要想“扶弱”和“右贫”，首先要解决农民的无土地问题。
由于在长期战争中，许多地主或被杀或逃亡，这些曾由元代官府和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有的被农民耕垦，有的则变成无主之地。
朱元璋顺应民意，下诏曰:“各处人民,因兵乱逃避地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
他还积极鼓励民众积极开垦荒地，各处的荒闲田地都被允许耕种，作为自己的产业，并免除三年劳役，以土地为基础征收赋税。
洪武三年，他在济南知府陈修和司农官的建议下，将北边郡县附近的荒地赐给了没有土地的人。
这些由地主阶级留下的田地被复垦不但得到了政府的许可,而且众多已废弃的田地在政府的帮助下取得了合法权。
由于国土辽阔，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元末战争带来的损失也不尽相同。
中原诸州是当时的主战场,损失最为惨重,尸骨堆积,人口稀少,大多变成人少田多的“宽乡”在鼓励农民努力耕种的前提下仍有许多空旷的土地，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
那些没有受到战争毁坏的地方，则成为人口众多，耕地稀少的“窄乡”。
于是朱元璋下令“移民就宽乡”，将窄乡内没有土地或拥有较少土地的农民迁往宽乡，并赐予其土地、牛、种、车、粮等，三年不征收他们的税赋。
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施，大部分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民人数随之增加，占据了全国大部分。这也是明初农业生产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乡村社会秩序快速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重视减赋、赈灾
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巩固统治，朱元璋极为重视减赋、赈灾。
明代，免除税租、罚款等称为蠲免。
蠲免分为恩蠲和灾蠲。
恩蠲是指对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减免赋税。
另外，对负担过重、格外贫困的地区还额外加以照顾。
灾蠲主要是对那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进行赋税减免，在减轻赋税的同时还相应地给以一些粮食和钱钞。
洪武年间的赈济数量很多，涉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
在机构设置上，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在各地设立预备仓、养济院。
预备仓通常设置在人口聚集的地方，由官府任用当地有名望的人员进行管理，由户部出钱每年从百姓手中购买粮食，随之储存在预备仓里，遇到灾年荒年时便开仓赈灾。
明朝还设立养济院，用以赡养那些孤寡残疾无家可归的人，并在各府、州、县设立惠民药局，置官医，为贫困的军民供应药品。
在灾情处理上，朱元璋格外重视救灾，他规定凡有水、旱灾情，经查证后一律免征，同时还要求对贫困地区的穷人进行救助。
对灾情最严重的地区除了免收夏、秋两税外，还向难民们救济粮食、布料和纸币。对遇到灾害不上报或不能立即开展救援的官员严厉惩处。
如洪武二十三年，湖广荆州、蕲州发生水灾，朱元璋立即命户部主事赵乾前去赈灾。
可赵乾却不将灾民的安危放在心上，一路游山玩水，拖拖拉拉，直到两个月后才到达。
这场水灾损失惨重，死亡的灾民不计其数，朱元璋怒而将其处死。
(三)提倡种植经济作物
朱元璋极力倡导桑麻、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他
还下令,有五亩至十亩田的人,要栽种桑、棉、麻各半亩。
耕地超过十亩者，种植面积翻一番;耕地较多者，按照定比例增加。
地方官员要亲自到田间视察，不按照要求播种的要受到惩罚。
不种桑的要出绢一匹，不种麻的要出麻布一匹，不种棉的要出棉布一匹。
要求全国农村都要认真执行，并规定桑、麻科征之额，麻每亩八两，棉花每亩四两。
洪武十八年因农桑课税过重，人民生活艰难。
朱元璋又下令:“今后以定数为额，听从种植不必起科”，规定山东、河南凡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无论多少全部免于起科，若有扰乱之人对其定罪。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荒地及其他闲置土地得以充分利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尤其是在棉花生产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影响也更为突出。
宋元时期，我国棉花栽培大多在南方一些地区，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植棉成为全国范用内的一项事业。
尤其在北方地大物博、人烟稀少，气候条件优越的情况下，河南、山东等地逐渐发展为棉花的主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