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之死，中国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1946年，周总理听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南京市郊机毁人亡后，欣慰的说道。

戴笠的外号有很多，比如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亚洲神秘人物”，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说他是“中国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不过，《人民日报》对他的评价最形象国民大版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

戴笠死后3年，他的儿子戴藏宜，在江山县落网，并于1951年被判处死刑。

只可惜，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带着戴以宽、戴以旭和女儿戴眉曼，潜逃到了中国台湾。

但是，郑锡英走的太匆忙，以至于把次子戴以宏，留在了大陆。

七十年代，戴以宏的身份暴露。即将被处决时，戴以宏用一句话，换来了无罪释放。

“戴笠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1946年3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戴笠生前，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蒋介石指哪，戴笠就打哪；蒋介石让杀谁，戴笠就杀谁。

戴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暗害过蒋介石的政敌，也迫害了很多革命志士。虽然杀过汉奸、日伪，却都是奉蒋之命。

戴笠曾在蒋面前多次表露心迹：“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老子特务，儿混蛋”，戴笠的独子戴藏宜，长期留在江山县老家生活。仗着戴笠的淫威，戴藏宜横行霸道、鱼肉乡里。

抢占民田、掳掠民女、残害志士，戴藏宜的恶行，罄竹难书。用沈醉的话说：“这个小戴长的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 嗜好都相同”，当然也包括好色，“他在家乡办一所小学，自任校长，对该校工作的女性，甚至连自己的亲戚，也要加以蹂躏。”

戴藏宜积极响应蒋经国提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还曾陪同戴笠接见过“中美合作所”所长、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

自戴藏宜进入军统以来，更是威风八面。历任南京卫戍司令部上校秘书、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京沪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等，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即使1946年戴笠在空难中去世，也丝毫不影响戴藏宜在江山县当“土皇帝”。

一切的一切，在1949年戛然而止。

5月的一天深夜，刚处理完祖母蓝月喜丧事的戴藏宜，在宽阔的堂屋里来回踱步。

忽然，有个家丁气喘吁吁的闯了进来：“少爷！不好了！解放军就快打到江山了，估计明后天就能到仙霞岭。”

怎么办？跑。这是戴藏宜的第一想法。

戴藏宜清楚，自己罪行累累，又是戴笠的儿子，一旦江山解放，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藏宜带着妻子郑锡英和三个孩子，还有一些仆人，急匆匆的往南逃窜。

当然，即使是逃命，戴藏宜也没忘记那些金银细软。

第三天下午，戴藏宜一行，逃到了福建蒲城县水北乡。

行至悬挂着“青天白日旗”的乡公所门前，忽然冲出来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团。

领头的是团总王根发，而戴藏宜没把他放在眼里，高傲的示意手下，把自己名片递了过去。

戴藏宜的随从，神气的说：“这位，可是戴局长的公子。”

“戴局长？”王根发轻蔑的笑了：“戴局长早就见鬼去了！”

说着，王根发就让手下开包检查。

戴藏宜的皮箱里，除了白花花的美钞，就是金灿灿的黄金。

王根发和民团的团丁们，瞪大了双眼：抢！

因为争抢戴藏宜的财宝，民团内部竟然发生了内讧。

忽然，有人大喊：“解放军来了，快跑啊！”

民团的人，再也顾不上金银，四散而逃。

至于戴藏宜，扔下妻儿老小，转身就跑。

1949年7月14日，晌午时分，江山县人民政府里走进来一位体态微胖的中年男子。

男子见到屋里的几个领导，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您是苏明，苏书记吧，久仰大名！”“您是公安局李局长，李春林吧，您好您好。”

不等几位领导开口，一个游击队员站了出来，严肃地说：“你是不是戴藏宜？”

此话一出，办公室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原来，戴藏宜从蒲城逃脱后，又潜回到了老家江山县。

此时，江山刚解放不久，风声鹤唳。戴藏宜明白，如果被抓住，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才会主动来“投案自首”。

“戴藏宜，你此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里可是江山县人民政府！”苏明质问道。

“是的，苏县长。首先本人感谢贵军解放军政策之宽大，政府各位长官之诚恳，由此深感本人过去过失之深重，及至对过去一切认识之不正确……”戴藏宜露出满脸惭愧的模样。

“戴藏宜，你在讲什么话？我们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李春林厉声打断了他的话。

戴藏宜惊愕万分，不过很快又恢复了镇定，颤声说：“我来登记，李局长。”

苏明点点头：“那也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究’。你是不是军统地方组织的头子，你自己肚里明白。希望你大胆检举、揭发军统罪恶，揭露潜伏下来的特务匪徒，争取将功折罪。”

于是，戴藏宜被关押在单间隔离室里，没有加刑具，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

戴藏宜发现看守不严，又蒙生了潜逃的想法。戴藏宜从监狱里逃脱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浙江省。

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指示，限期捉拿戴藏宜归案。“剿委会”荷枪实弹，在江山县的各大乡镇，不停地张贴告示，挨家挨户的搜捕戴藏宜，但始终没有他的踪迹。

戴藏宜要么进山了，要么就已经离开江山。江山县一边向周围的城市发协查通报，另一边组织人手去野兽横行的仙霞岭搜捕。

9月初，大西滩乡的一位祝老先生，找到县委，表示他可能发现了戴藏宜的踪迹。

祝老先生本是中山小学的老师，还教过戴藏宜。

祝老先生表示，某天他在邮政代办所里看报纸，偶遇了一位刘家山的乡民。

祝老师问：“你不识字，怎么也来看报纸？”

“我是来买报纸的。”

祝老师立刻警觉起来：“噢，买回去看？”

此去白石乡不远，那里可是土匪窝。

祝老师接着问：“你家来了客人？”

那名乡民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祝老师趁热打铁：“看来是位读书人，不知我能否会一会？”

乡民急得满头大汗，只好说出实情：“是……少爷想看报。”

9月9日，江山县公安局崔副局长亲率县中队，直奔刘家山。

在大溪滩乡民兵的积极配合下，不费吹灰之力，将正在研究浙江日报的戴藏宜逮个正着，并连夜送到杭州，关进小车桥省第一监狱。

戴藏宜知道，自己这回是在劫难逃，所以必须认真地写“交代”。

戴藏宜承认了他为军统搭建秘密电台的事实，也对暗杀共产党人华春荣供认不讳。

戴藏宜还交代道：“官溪乡有9至10支（枪），交警总队有 30 多人驻防保安。我有美国造左轮一支，另有镀金勃朗宁一支，放在我岳父家里。”

由于戴藏宜此前冥顽不化，戴罪潜逃，失去了立功的机会。因此，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罪判死刑，在老家保安执行枪决。

江山百姓，拍手称快：“这才是人民自己政府，万恶匪徒死得太迟了！”

戴藏宜死后的1953年，他的妻子郑锡英带着戴以宽、戴以旭两个孩子，潜逃到了台湾。

为了逃脱检查，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年龄增加4岁，戴以宽，戴以旭照旧。

担心目标太大，郑锡英把次子戴以宏，留在了大陆。

于是，戴以宏改名王时叙年龄增加30岁。

黄福源把戴以宏托付给了潜伏特务陆秉章照料，陆秉章行迹败露后，戴以宏成了孤儿。

9岁那年，戴以宏进入了宋庆龄开办的一所孤儿院。

那里生活条件很好，大部分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

16岁时，戴以宏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后来，他响应号召，率先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

接着，他就被调往安徽枞阳县，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1972年，有人查出，戴以宏是戴笠的后代。戴以宏很快被捕，并面临着死刑。

戴以宏对自己的身世毫无了解，他只知道戴笠是大特务头子，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爷爷。

行刑前，戴以宏义正严词的辩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戴以宏言之有理，而且他平时工作积极，所以被无罪释放。

1976年戴以宏与一位知青，组成了家庭。

1991年戴以宏还去了台湾，见到了妈妈郑锡英。

郑锡英拉着戴以宏的手，深情地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看。”

参考文献：

朱文楚.戴笠独子之死[J].文史博览,2007,(05):53-55.文献收录于中国知网

东方明.天网恢恢[J].红岩春秋,1996,(05):50-55.DOI:10.16684/j.cnki.hycq.1996.05.010.文献收录于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