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秉承先秦儒家和汉儒的王道理想的政治理想，在“内圣一方面，他从仿周公居摄政到继承黄帝虞帝，在“外王一方面他以王道理想为核心托古改制。

王莽作为一个代表豪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其政治理想基本上都没有超脱董仲舒思想的。他的篡政活动和帝王生涯，从一定意义上说，可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与谶纬迷信的示范演习。

王莽是汉元帝皂后王政君的侄子。王家以外戚故得封九侯、五大司马，王氏弟子无不“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吣独王莽因其父早死，不得封侯， “因折节而恭俭”，与他这些兄弟大大不同，与最高权力的接近和超然的处境，使王莽更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汉室面临的危机以及运转国家这样一个庞大机器所

需要的力量，他对以治国安民为宗旨的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班固说他“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对儒学教义奉行不悖，得到了当世名士戴崇、金涉等人的赞赏。

在儒家看来，“孝梯”是伦理道德的起点，是“仁"的最低层次。“仁"与“义”标志着儒家最高的人生目的，反映着儒家最高的精神境界。

“仁义"不仪关乎个人修身，还是一种社会的需要，用于维系社会与治理社会董仲舒就反复申明“仁义"的目的就在于避乱就治，是实行“修齐治平’，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也是“内圣外王”的一个重要特征。王莽作为一个处于最接近但又游离权力中枢之外的外戚认识到“仁义”的重要性，故而从“仁义’’的最基本处着手，完成他的政治理想追求。

在西汉术年谶纬迷信弥漫，今文经学同趋宗教化、神学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王莽认为只要他对祥瑞和灾异随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就可以扭转任何危局。

居摄二年十二月，陈崇在上书中所表露的其实就是王莽的思想，但是，这种认为祥瑞和灾异可以随便制造，人意可以任意解释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人的神圣权威当成了自己得心应手、随意玩弄的工具。表面上看来，天意在王莽那里变幻无常，神奇无比。然而，这种人意的随意诠释和频繁的滥用，恰恰是在损害人的绝对权威。王莽死到临头时他还歇斯底罩地大喊大叫：“天生德与予，汉兵其如子何!"

王莽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承袭了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统、三正、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在整个篡汉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每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都说成是上天的有意交排，从安汉公到摄皇帝到假皇帝，每一步都是踏着上帝的鼓点行进，而最后废掉儒子婴的皇位继承权，由自己做阜帝也完全是他“迫于天命"的不得已之举。他还把自己扮成虞舜的后裔，以便把代尧的后裔刘氏做皇帝说成是合乎规律的一次循环。

王莽在政治体制上打出来的是复西周之古的旗号，他多次更改官吏名称，不厌其烦地变更行政区划，力图制造出浓浓的古代盛世再现的气氛。

一方面，王莽在骨子罩略持绝对的皇帝专制，千方百计把一切权力都握在自己手罩，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他又虔诚地搞出五等爵位制和四等封地制，煞有介事地宣布要实行周代通行的分封制度。

但实际上，他又使分封停在纸面上。如此一来，就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满着明显的矛盾和混乱。究其实，他的如意算盘也无非是以分封的形式达到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而已。

王莽经济改革也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特色。例如，实施“王田”政策的诏令，显示了他对土地问题的非同一般的深刻认识。他看到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人批自耕农的破产，造成了地主阶级大量役使佃农，也造成了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

而所有这一切的连环效应，就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王莽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他采取的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而代之以封建的土地国有，同时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也是一个解决问题办法。

但是，在王莽堂皇言辞的背后，隐藏的是他把全国土地变成他一家一姓私产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因此，其王田奴婢政策的失败又是必然的。

当时的客观形势，想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再如，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政策，显示了他对山封建国家控制垄断性生产事业必要性的认识。他的思想足可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媲美，政策的细密周全也可望与汉武帝的工商政策比肩。

然而，由于王莽实行此项政策的目的是把富商大贾的利益占为已有，而同时又任用富商主持此项政策的推行，特别是由于此时的吏治环境已经相当恶劣，这项政策最终也就变成残民害物的举措了。当然，王莽的某些经济政策也显示了他的荒唐无知，如货币改革就表现了他对货币的极其混乱的认识，说明他货币理论的极度贫乏。

他否认货币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行规律，认为一切货币问题都可以运用封建法权加以解决。因而他多次改革币制，使用多种币材，任意规定货币价值，用严刑峻法强行推行新货币，结果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片混乱，成为加速王莽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王莽在民族问题上推行的“一统”的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