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人死之后，在评价一人功过是非时，为了方便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于是选择用“谥号”来进行高度概括。

根据西周金文记载，大约在周穆王时期，给大贵族死者加谥的做法已比较普遍，因此谥号最晚出现于周代初期，此后持续到近代，历经大约3000年。

历代帝王谥号之中，汉代皇帝谥号别具特色，东西蜀汉持续400余年，从刘邦到刘备，仅有刘邦、刘秀、刘备三个皇帝死后谥号中无“孝”字，其他皇帝皆有“孝”，比如我们熟悉的汉武帝刘彻，其谥号就是“孝武”。

问题在于，为何汉代皇帝谥号普遍加“孝”，为何又此三个皇帝谥号无“孝”？（本文总结的是死时为帝者，刘禅死时已非皇帝）

我们都知道，汉朝主张“以孝治天下”，但汉朝人理解的“孝”，不是简单的孝顺、孝敬，更非盲目的以孝治天下，而是有一套治国理论基础。

吕氏春秋孝行篇记载：“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因此，“孝”是人之本，一切高贵品质的前提，所谓“百善孝为先”，也是“忠”、“勇”等的前提。

因此，汉代皇帝谥号普遍加“孝”，以孝为常谥，肯定与治国理论相关。但问题是，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刘邦、刘秀、刘备三者谥号却无“孝”？其实，汉朝以孝为常谥，更有一些独特原因。

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后，霍光与群臣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数日后，霍光认为刘贺“行昏乱，恐危社稷”，主张将之废除，重新选择皇帝，询问其他朝臣意见时，田延年有过一段表述：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其中，所谓“宗庙血食”，显然是指刘氏后人能继续祭祀祖先，让祖先得到血食。

田延年指出汉朝以孝为常谥的原因，在于“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简单的说就是后代具有祭祀与延续宗庙的责任，同时也隐含继承者的正统性。

汉昭帝驾崩于公元前74年，距离刘邦建汉仅140年，而且田延年是在废立刘贺的重要场所发言，因此他的话无疑更接近汉朝“以孝为常谥”的本义。

由于刘邦是汉朝的开创者，而不是“孝”所强调的继承者身份，因此刘邦谥号上自然无需带“孝”。但问题是，刘秀、刘备都是刘邦的后人，汉朝的继承者，为何他们谥号里却没有“孝”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开创者的身份大于继承者。

西汉祭祀于高庙，东汉祭祀于世祖庙。《后汉书》记载：“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因此，刘秀是万世不祧之祖的开创者身份，是“世祖”，自然谥号中无需加“孝”。所谓“不祧之祖”，就是不迁入祧庙（供奉远祖之庙）的祖先，通常用来比喻创立某种事业而受到永远尊崇的人。

与刘秀相比，刘备谥号中更不适合带“孝”，因为刘秀是西汉长沙定王（汉景帝之子）的后代，隔了大概六七代，在礼法上还认汉元帝为皇考，而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后代，血缘更为淡薄，更不便作为东汉或西汉的继承者身份。同时，由于刘备也是靠自己打下一片江山，更多的是开创者身份。因此，刘备谥号为“昭烈”，理所当然的不带“孝”。

综上，汉朝以孝为常谥，其原因不在于《吕氏春秋》、儒家经典等对孝的论述，更主要的原因应该在于“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

其实，秦朝短暂而亡，教训深刻，因此汉朝建立后的首要任务，显然应是如何延续江山，以孝治天下是延续江山的手段，激励后人延续刘氏江山才是终极目标，或许如此才是谥号带“孝”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