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驳在汉朝的渊源。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封驳的由来始于汉代，当时封还诏书频繁，但仅在当时的丞相拥有驳回的权力。如果皇上下了不合情理的旨意，丞相可以拒绝，也可以指出其中的谬误。如果大臣们对圣旨有异议，那就是“不肯平署”，也就是拒不签署。推行封驳，看似是对君王权力的一种削弱，其实并非如此，封驳系统的运行不但不会使君王的权威受损，而且还能使君王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因为封驳系统可以降低君王的错误率。比如《汉书·王嘉传》中就有这样一段：“哀帝以傅太后的遗旨，加封董贤两千里，又以王嘉封还诏书。”圣旨被拒，不肯平署，这才有了后来的封驳制度。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封驳制度可以限制皇帝的权力，平衡君臣关系，但两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存在，有时候两者之间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该如何处理？在汉朝，如果皇上不接受宰相的封驳，那么大臣就必须要辞去宰相的职务，以求自己腾出位置，保证诏书能够顺利执行，这也是他的固执。但是，这样一刀切的做法，从个体的主观角度来说，也会对干部的权益造成一定的伤害，使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在国家机构不断运作的情况下，唐朝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即“职司划分”。

封驳是唐代确立的。自唐代以来，封驳正式成为一套系统。在唐初的时候，按照隋朝的规矩，建立了三省，六部，三省。不过因为王朝交替，各项体制并不健全，加上朝廷又要维持政权，也就懒得管什么法令是否准确，所以一般都是遵从皇上的命令，不会有任何异议。至唐贞观初，唐太宗认为，国家安危已定，国家大事不能由一人做主，要让所有官员都参与其中，因此，他对三部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并对三部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当时，中书省掌管圣旨的起草和方针；门下省建议，并无不宜，经研究后颁发；尚书省最后施行。凡中书省起草的圣旨，都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若有御史觉得不妥，便会发还。每一部都有自己的职责，这样既能集中大家的智慧，又能让中书与门下互相牵制，还能防止朝廷秩序混乱。同时，给事中这个官职，也在其地位上，得以充分体现。

可以看出，汉代虽然也有文官封驳圣旨的事情，但是没有专门的人来处理，只是到了唐朝中晚期，文官封驳的事情才逐渐成为一种体制，并由给事中来处理。给事中不但有驳正百司文书的权利，而且还有修改诏书的权利，若是发现皇上的诏书有什么不对之处，便可以将诏书上的内容全部修改，然后交还皇上，由君王定夺。从秦以“君为臣纲”为核心的封驳制到唐代以“君臣共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这是唐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顾炎武曾经用一句“臣行之义，君王之闻之明”的话，对唐代“御史之义”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但自唐武宗以来，封驳的使用日趋式微，至唐末年至五代，封驳的使用被彻底废除。就像《燕翼诒谋录》中说的：“唐代官吏，由于五代纷争，所以变得混乱不堪，或者说废除了官吏。”

封驳在宋代的发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宋代，依然沿用唐代的体制，设置了三省，不过很遗憾，尚书和门下两部都变成了一个空壳，就连给事中都变成了一个寄禄官。一直到了993年，也就是宋太宗淳化四年，因为农民暴动，他的政权岌岌可危，再加上许多官员的劝告，他才重新启动了封驳制。而御史的封驳之权也改成了分别由通进和银台司的两位主官执掌，与枢密院无关，封驳奏事与宰相的无关。到了宋真宗年间，更称其为“门下封驳司”，隶属于“银台司”，有两个“司长”，分别是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不过，即便如此，封驳司成立之后，仍旧会负责审查和监察圣旨中的错误，但因为公文太过繁杂，妨碍了真正的行政运转，而且对圣旨的约束效果也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部门基本上是个空壳。然而，若要使封驳权发挥其真正的效力，则它需要扎根于该权利体系之中，这就迫使北宋政府在封驳功能上别开生面，最后形成了一套适用于自己的封驳体系——中书舍人封还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