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很短，短到一个转身，就有可能永远不见；人的一生又很长，长到分为很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朋友。靠着这些朋友，我们一步步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纵观历史，大部分文人都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苏轼，据说他的朋友圈好友有近千人，他曾经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可见他确实交友甚广。

苏轼性格豁达开朗，朋友多不奇怪，但每个朋友在他心中的含金量却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能在酒桌上称兄道弟，酒一醒，连哥们姓啥都忘了；有的朋友只在富贵时陪伴，一旦落魄，大家都装作不认识对方；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包辣条就能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只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以上这些，共同构成了苏轼的朋友圈。他们各自在苏轼的生命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章惇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时在嘉佑二年参加科举，两人都考上了。但不服输的章惇看到侄子的名次比他好，于是又重新又考了一次，得了第一名，才满意地去做官。

苏轼一辈子不会阿谀奉承，却由衷地夸赞章惇性格豪爽，长得又帅，是个非同一般的人

可以看得出，苏轼对章惇是发自内心的欣赏，而章惇对苏轼也同样相见恨晚 ，于是两人互加好友，一起游山玩水，饮酒作诗，无话不谈。

一天，章惇躺在床上，摸着肚子问苏轼说“你猜这里面是什么？”苏轼回答:“都是谋反的家什！”说完，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个敏感的年代，连“谋反”这样会让人掉脑袋的话都能随口而出，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而两人又都是年轻气盛，个性鲜明的人，慢慢的，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急需人才，有人给他推荐了章惇，本来，王安石对章惇这个“无行”的人并不抱希望，但见面之后，却发现章惇能言善辩，虽吏文粗疏，但很有机略，是个人才。

于是，王安石把章惇调进了条例司，成为了新党一派。而苏轼偏向于司马光阵营，属于旧党。两人友谊的小船在各自立场面前，开始面临考验。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很快就领略到什么叫“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

事情一出，由于怕受到牵连，许多人将苏轼拉黑或删除，而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反而写信安慰苏轼，还给他送钱送药。

特别是在宰相王珪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大做文章，想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时候，章惇不顾安危跳出来为他据理力争，大骂王珪。

最终，经过各方救援，苏轼在进小黑屋103天后，免去了杀身之祸，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心有余悸地捡回一条命。

在整个过程中，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二人的友谊，也让苏轼为之感动不已。

“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也成为了两人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新、旧两党轮番得势，两人也在混乱的政局前，陷入扯不断、理还乱的党争之中，彻底闹掰，开始毫无顾忌地互相伤害。

1086年，章惇被贬到汝州，各方面的原因让他身体出了大问题。苏轼和他的弟弟却在这时对章惇落井下石，这对章惇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

之后，章惇多次上书请求调到扬州，想就近照顾他八十七岁的父亲，但都被拒绝了。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能见上一面，这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在章惇生病的时候，他的次子章持曾上书到处为父亲叫屈，却不见苏轼为章惇说上一句话。这和乌台诗案中章惇对苏轼的大力营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日后苏轼两兄弟的远谪埋下了伏笔。

风水轮流转，1094年，章惇拜相，达到了仕途的顶峰，在与苏轼的关系上，他开始变本加厉，想要置苏轼于死地。

在两年内，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海南），才眼不见为净。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变成泥石流向他喷涌而来。

然而，宋徽宗上位后，章惇开始倒霉了。他被贬到雷州，而苏轼却获赦北归，从海南回到京口。

此时，两人都已是风烛残年。与章惇的报复相比，苏轼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气量。他让人代为转告，让章惇保重身体，注意养生，并愿意“口授其详”。

其实，这时的苏轼也快不行了，距离去世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仍然怀念与章惇40多年的定交，并认为两人之间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生命的最后，40年间的是是非非，政见分歧，倾轧迫害都已成为了往事。所有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了。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再也没机会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