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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不要抑郁，光明的日子总会来临。”

在1967年11月21日的深夜，风雪肆虐，43岁的刘允斌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家中。面对妻子，他轻声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42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受罪了。”

那天深夜，刘允斌顶着风雪，离开了家，卧轨自杀了。那年他才43岁，离开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在中国原子弹事业的光辉历程中，一位科学家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历史的篇章中——刘允斌。曾有科学家赞道：“没有904的研制，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要延至何日。”

1924年，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刘允斌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面对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的忙碌，刘少奇曾计划将刘允斌送给一位矿工收养。然而，六伯刘云庭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坚持认为刘允斌是刘家的亲骨肉，成功说服了刘少奇将孩子带回宁乡老家抚养。

刘允斌的童年过得并不轻松，5岁时就开始放牛，7、8岁时还背着犁种地。这些艰苦的日子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对苦劳和困难从不抱怨。

1938年，刘允斌终于有机会与父亲刘少奇在延安见面。这个瞬间让刘少奇激动不已，抱住儿子，刘允斌也在这一刻喊出了“爸爸”。

一次决定改变了刘允斌的人生轨迹。1939年，由于周恩来需要前往苏联就医，党中央决定让一些领导人的孩子和烈士后代陪同前往，希望他们在苏联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

刘少奇为了儿子的安全和自己的公务繁忙，向刘允斌征求意见。在父子俩的深夜对话中，刘少奇分享了自己曾经的留学经历，最后问道：“你想像爸爸一样去苏联学习，将来回国建设祖国吗？”刘允斌重重地点了点头对父亲说愿意。

刘允斌毅然决定前往苏联学习，登上轮船时对刘少奇说出了心里话：“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学成归来，为祖国做贡献的。”这是一个年轻革命者离别家乡，迎接未知挑战的决定。

在寒冷的苏联，刘允斌克服严寒，努力学习。然而，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宣战，整个国家陷入困境。这给刘允斌等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他们面临饥寒交迫、生活艰难的境地。但刘允斌坚韧不拔，表现出色。

刘允斌怀着斗志高昂的心情，曾积极请求上前线参与战斗，但遭到拒绝。他还想献血，尽管苏联规定国际儿童院不准采血，但他坚持不懈，最终成功地献出了自己的血液。这使他成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

1945年，21岁的刘允斌以卓越的才华和努力，成功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在大学期间，他结识了苏联知识女性玛拉，两人相知相爱，共同走进人生的新阶段。

随着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铁克瓦”，刘允斌敏锐地感知到国际政治的巨变。他认识到核能的重要性，意识到一个国家要不受欺负，核能可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1950年，刘允斌在莫斯科选择攻读研究生，并与苏联知己玛拉喜结连理。四年后，他们迎来了一对可爱的姐弟，索尼娅和阿廖沙。刘允斌在莫斯科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而玛拉则在莫斯科大学成为教研室的主任，他们的生活十分富裕。

然而，正当事业有成、生活安康之际，刘允斌收到了父亲刘少奇的来信，信中强调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封信成为了刘允斌命运的分水岭。刘允斌深思熟虑后决定回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与妻子商量是否一同带着孩子回中国。刘允斌深知这是一次重大决定，因为国家需要他的同时，玛拉对苏联的感情也无法割舍。经过一番考虑，玛拉舍不得丈夫，却也无法割舍对苏联的感情，最终拒绝了刘允斌的提议。

1957年，刘允斌挣扎着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放弃了在苏联取得的一切成就，踏上回国的飞机。这一别，是科学家回国的使命，也是家庭的分离。

回国后不久，刘允斌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和热情，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投身工作的决心：“我要立即投身到工作，一刻钟也不想等了！”刘少奇对儿子的决定感到欣慰，却也深知儿子此次回国可能要付出妻离子散的巨大牺牲。

刘允斌的责任心和担当使他迅速融入了祖国的事业。然而，时局变幻，中苏关系微妙起来。刘允斌收到了玛拉久违的来信，一下子陷入悲伤的情绪中。

信中写到：“允斌，如今两国关系恶化，父亲的反对和国家的监视已经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了，我们还是离婚吧！”这封信让刘允斌深感无奈，国家纷繁复杂的局势让他和苏联的妻儿渐行渐远。

然而，面对个人情感的波折，刘允斌没有被打倒。1959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周恩来作出指示：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中央决定：核研究室、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合一，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把原子弹拿出来。

刘允斌被分配到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中，开始了我国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制造。他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过人的智慧。在刚刚起步的新型热核材料领域，刘允斌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

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带来了喜讯，然而在这个历史的背后，是刘允斌顶着忙碌的工作一天待在办公室，一顿三顿馒头过日的艰苦生活。

他的西装和皮鞋在办公室的忙碌中逐渐沾满了污垢，头发也变得毫无形状，与国内环境融为一体。他不再是大名鼎鼎的领导人之子，而是一个默默奋斗的科学家。

刘允斌说：“为了原子弹过关，少活20年也干。”这句话成为他坚定科研信念的座右铭。

然而，这位默默耕耘的科学家并不因为环境的艰苦而放缓脚步。在他专注的科研领域，他表现得极为敬业。对待工作人员的意见，他总是静静聆听后再提出建议。生活中，他热心帮助工友解决困难，谦和待人，丝毫看不出高官子弟的架子，成为工友们最可敬的领导和最可信的战友。

然而，刘允斌并未因为原子弹的成功就止步不前。他知道，国际上的氢弹技术已经发展较为成熟，中国亟需迎头赶上。于是，他和团队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迎接新的挑战。

在国内外压力下，他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刘允斌全力投身中国核事业的时候，局势的变化却给他的人生蒙上了阴影。1966年，中国进入了十年特殊时期，这场翻天覆地的风暴让刘允斌成为“革命”的首当其冲者。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在技术上更是权威，而且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这场风暴席卷而来，刘允斌无法幸免，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兄弟姊妹也受到了牵连，妹妹刘爱琴被下放劳动，丈夫逼着她离婚；弟弟刘允若被投入北京半步桥监狱。

刘允斌被从实验室里揪了出来，对于他来说，这一年是命运的巨大转折。被下放劳动的刘允斌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仍然坚决执行上级的政策，默默投身到劳动之中。然而，艰苦的劳动条件并不是他最大的困扰，更令他难以承受的是周围人的冷漠。

在劳动中，刘允斌感受到了来自身边人的冷漠，曾经的同事开始躲避他，平时要好的同事也变得疏远。这种身心的双重折磨让刘允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曾经敬仰他的同事成了施暴者，老工人们更是开始呼喊打倒他，而那些曾经对他表示同情的人也只能冷眼旁观。

到了1967年11月21日这个风雪之夜，刘允斌被批斗后回到家中。与妻子李妙秀的谈话中，刘允斌谈及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一直谈到两人都疲倦入眠。然而，半夜间，风雪呼啸，刘允斌却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消失了。

李妙秀被风吹醒，发现丈夫不见了。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到了清晨，人们在铁轨上发现了已经去世的刘允斌，年仅42岁。刘允斌孤身一人，穿越风雪覆盖的铁轨，走向未知的彼岸。对于刘允斌而言，那时的死亡是一种解脱，结束了曲折而痛苦的一生。

刘允斌的父亲刘少奇在1969年10月离开了人世，享年70岁。

直到1978年，国内风波平息，刘允斌终于得到了平反，恢复了他本应拥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和优秀核化学专家的名誉。

刘允斌的遗像挂在二0二厂俱乐部舞台的幕布上，妻子李妙秀站在花圈和遗像前，泣诉着对丈夫的哀思。迟来的追悼会上，许多老同事肃立在他的遗像下，哭泣声充斥整个场景。这是一个为刘允斌举行的追悼会，一个为他洗刷冤屈的时刻。

1990年，刘允斌的前妻玛拉第三次来到中国，这片土地已是她的第二故乡。风云过后，她希望回到中国看看，更重要的是，她要亲眼目睹刘允斌最后的归宿地——八宝山。这一刻，玛拉魂牵梦绕几十年的思念再也无法控制。看着刘允斌的墓碑，她回忆起他在世时的种种，留下了热泪。

在风雪之路上，刘允斌留下了对科学的热爱与追求，在后人心中，他成为一位为国为家、默默无闻付出的英雄。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100周年诞辰，央视特别播出了12集的纪录片—《刘少奇》，以缅怀这位人民的公仆。为了还原真实场景，节目组深入刘少奇革命生涯的足迹，甚至追溯到他在苏联留学时的故事。

在拍摄之前，王光美托朋友给阿廖沙带去了一封信和500美元，其中写到：“维宁回家看看吧，奶奶很想你。”

尽管与刘允斌离婚，但玛拉一直是一位好母亲。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肩负着建设国家的重担，所以离开了你们，中国也是你们的半个家。”

在玛拉的精心培养下，阿廖沙从小就记住了父亲一家，并怀着对中国的期待。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玛拉交代孩子们在填写信息时，将父亲一栏单独留空，让他们对父亲的印象永远是空白。

阿廖沙却对5岁时见过的爷爷印象深刻。1960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莫斯科出席会议，特意去看望了玛拉一家。

当时阿廖沙才五岁半，回忆道：“爷爷穿着一身黑色大衣从车上下来时，我并不认识他，但他很慈祥，还给我和姐姐带了很多糖果。”那是阿廖沙第一次见到他的爷爷，也是他和爷爷的最后一次见面。

阿廖沙渐渐懂事后，珍藏起了那张照片，并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去中国。刘少奇的爱如梦般在阿廖沙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刘少奇的孙子阿廖沙，继承了双亲的聪明才智和对科学的热爱，顺利考入莫斯科航空大学，并成为苏联杰出的军人。然而，两国关系紧张时期，玛拉一家与中国失去联系，直到80年代两国关系缓和后才重新建立联系。

刘爱琴为了打听玛拉和孩子们的下落，费尽心思。阿廖沙回信中表示：

“奶奶，您放心，我永远是刘家的后人，我的根在中国，终究要回来的。”

然而，阿廖沙所在单位保密性要求极高，即便退休仍不允许离开俄罗斯。在母亲玛拉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后，阿廖沙决定提前退役，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玛拉去世后，阿廖沙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并在2003年终于获得前往中国的批准。

阿廖沙兴奋地来到北京，见到了奶奶王光美。他感慨地说：“我是刘少奇的孙子，我终于可以回中国了。”

阿廖沙到达湖南老家，参拜了爷爷和爸爸的墓地，热泪盈眶。他还在姑姑刘爱琴的陪同下，认祖归宗，探访了爷爷刘少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阿廖沙的回归成为中国梦中的一部分，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让他终于圆了回到中国的梦想。

阿廖沙在2006年得知奶奶王光美在北京病逝的消息时，悲痛万分。他会永远记住奶奶给过他的温暖和陪伴。如今，阿廖沙已经长期定居在中国广州，他的两个孩子也选择留在中国，为祖国的建设共同努力。

阿廖沙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归属有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的根永远在中国，永远都是刘家的后人。”

除了在广州生活，阿廖沙还有着更远大的梦想。他计划在莫斯科开设一间中医院，将祖国的传统医术介绍给自己出生的另一个祖国。这一举措不仅是对中医传承的贡献，也是对中俄友好交流的一种具体体现。

刘允斌的一生经历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考验和磨炼。尽管他的生命短暂，但在我国核弹行业，刘允斌的名字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回首这个家族的历程，我们看到了红二代的家国情怀，看到了他们在科研事业中的坚守，看到了刘家人在国际沟通中的努力。如同阿廖沙所言：

“他的根永远在中国，永远都是刘家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