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总理吴桂贤逝世了，百姓在网上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说实话，那年代的干部，大多一心为公，两袖清风，都有实干精神！ 1938年冬天，河南巩义一个农家女娃呱呱坠地，排行老七，九个兄妹轮着吃饭，一碗面要分三次煮。 1951年，才13岁，为了活命，扛着一个破布包子从家里逃到陕西。 天太冷，鞋都裂了，冻得脚发青，进厂年龄要满16，她说自己16岁，厂里看这孩子眼神硬，咬咬牙给录了。 西北国棉一厂，轰鸣的车间，噪音里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 每天绕着纺织机转圈，手肿得像馒头，宿舍床板裂了，睡觉靠两块砖顶着。 没人觉得她能干多久，结果三个月后，就能一个人盯三台机。 赵梦桃劳模小组有规矩：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进组那天，她咬牙坚持6小时不喝水，怕上厕所耽误工序。 17岁入团，20岁入党，每年都是标兵，干活从不出岔子，工友叫她“稳得像机器”。 31岁，成了全国纺织系统的先进典型，照张相用老相机拍的，背后写着“毛选读本天天揣兜里”。 1968年进陕西省革委会办公室，第二年就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全国最年轻的女委员。 1975年那场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直接点名提她当副总理。 底下有人嘀咕，说她没读书，没当过官。 周总理把材料往桌上一拍：“她知道工人吃什么苦！”第二天毛主席批示：“可以。”一锤定音。 三个人被挑上来，吴桂贤、陈永贵、孙健，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副总理”。 她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 进中南海前，车开到厂门口，回头看了眼纺织机，那台机器她跟了十几年。 有人建议换套衣服，她说：“我还是这个样儿，走哪儿都认得我。” 副总理有专车、警卫、专门食堂，只要了辆吉普车，警卫员请回去了，饭照常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卡写着“陕西吴桂贤”。 发76元工资，全是工厂待遇，政治局会议喝茶要收两毛钱茶叶费，她不要，说白开水解渴。 中央配了台彩电、一台双门冰箱，送到住处后，第二天就原样退回去了。 秘书急了，说这是制度。 她一句话：“我不靠彩电当副总理。”一时间成了典型，全国都在学她“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办公，三分之一回工厂劳动，三分之一下基层调研。 还会下车间跟工人一起上夜班，去内蒙古骑马调研被摔断了手臂，第二天照常开会。 跑农村调研住农户家，老百姓端来杂粮粥，她说：“香着呢。”晚上盖羊皮褥子，冻得牙打战也不吭声。 1977年，她自己提了辞职。 开常委会，会议还没结束她就举手，说“我干不下去了”。 话音一落，全场愣住了，把理由写在纸上：政治任务重，能力跟不上，位置该让更合适的人。 国务院没人拦得住，文件批下来，她收拾收拾回了国棉一厂，还接着穿工装干活。 外人以为她是被下放，其实她自己挑的路。 政治局那个阶段，陈永贵和她是出了名的“穷人代表”。 两人住在旧宿舍，户口留在原籍，谁都不肯进京落户。 一次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看见那身补丁工衣笑了，说：“永贵哪，你官做这么大，样子还跟上山一样。” 1988年，南下深圳，担任鸿华集团董事长，五十岁的人，又白手起家。 没人看好，说“工人出身能懂企业管理？”她偏不信邪，引进德国设备、更新纺纱工艺，一年后利润翻了五倍。 开会讲计划书，嗓门比年轻人还响，工厂效益起来，第一件事是涨员工工资，她说：“我这辈子最怕别人挨饿。” 退休以后，没闲着，跑到甘肃会宁，看到孩子上不起学，一口气资助了二十多个。 组织“一对一”帮扶，给老同事打电话筹款，从自己工资里省出钱来。 2008年汶川地震，带着五十万物资亲自运过去。 那时候已经七十岁，一路风尘，走路都一瘸一拐。 晚年生活低调，没住别墅，没享福利，照常穿布鞋、吃粗饭。 唯一的变化，是门口贴了两行对联：“心正身直事自清，布衣之中有真情。”旁人进门，总觉得这屋子和她早年车间一样干净。 去世那天，网上没人组织追思会，全是网友自发整理资料。 有人说：“她是那代干部里最像老百姓的一个。”也有人写：“清白一生，回到最初。”照片上还是那身蓝布工装，背后白墙，像多年前进厂登记那天一样。 这个人走了一圈，从童工到副总理，再到工厂、再到商海，最后停在公益上。 一路都没换过本色，坐副总理也还认得每一根纱线，做董事长也还记得谁家吃不上饭。 没有华丽语言，也没留下豪言壮语，就靠两只手，干了一辈子踏实事。 参考资料： 邓贤.《共和国的副总理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