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张宗昌小妾生病，请来名医施今墨。施今墨刚要写药方，却突然停下。张宗昌急了：“为什么不写药方？”施今墨眉头紧皱：“药方好开，可这药引不好找。”张宗昌却不以为意，这京城难道还有他拿不到的东西？ 在20世纪初的北京，施今墨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他出身于一个有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但从小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施今墨的祖父和父亲均为清末重臣，家族希望他能继续从政以救国。然而，施今墨自幼因母亲的疾病，对医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从小跟随舅父学习医术。他的一生充满了转折，从参与辛亥革命，到担任湖南教育厅厅长，最终决定放弃官场，专心医学，成为一名杰出的中医。 1923年的北京，春寒料峭，施今墨被紧急召至张宗昌的府邸。府邸内部豪华非凡，红木雕花的门廊下，佣人们低声交谈，眼神流露出忧虑。施今墨步入正厅，只见张宗昌神情焦急地站立在厅中，旁边放着一张细长的病床，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子，其呼吸微弱，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施今墨静静地走到床边，为女子把脉。他的面容平静，手指轻按在女子的脉搏上，眉头逐渐紧皱。片刻之后，他转身对张宗昌说：“此病需要特殊的药材才能治愈。”张宗昌急切地追问所需的药材，施今墨缓缓开口：“需要一对活鹰的爪子。” 张宗昌听后，面色一愣，随即命令手下立即四处寻找。北京城内，张宗昌的影响力广泛，消息一出，无数手下开始搜寻可能的鹰巢。城中不乏豢养猛禽作为娱乐的权贵，但要找到一只活鹰，并取其爪而不伤其命，难度极大。 几经辗转，张宗昌的手下发现了一个在京城北郊养有多只训练鹰的豪绅。这位豪绅原本不愿意割爱，但在张宗昌的压力下，无奈答应贡献一只鹰。为确保取爪不伤鹰命，施今墨亲自前往豪绅府邸，指导如何安全地处理这一过程。 在施今墨的指导下，医者们小心翼翼地将鹰捆绑，用草药麻醉了鹰的脚部，然后精准地取下所需的爪子。整个过程中，施今墨始终保持冷静，他的手法稳定而准确，显示出他深厚的医术和对动物的尊重。 取得药材后，施今墨立刻回到张宗昌府邸，开始配制药方。他在药房中忙碌，不时研磨草药，调配各种药汁。药方完成后，他亲自监督药物的熬制和给药。 数日后，随着药效的显现，张宗昌的小妾病情明显好转。起初她只能躺在床上，渐渐地她能坐起，面色也由苍白转为红润。张宗昌看到这一变化，内心的焦虑和急切终于得到了缓解。 施今墨的这次治疗不仅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还显著增强了他在京城的声誉。在那个年代，名医的传说往往比实际的医术更具传播力。施今墨的名字随着春风般在大街小巷传播，他不畏强权的勇气和敢于利用特殊药材进行救治的决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事件成为了施今墨行医生涯中的一个佳话，更是坚实了他医术非凡和医德高尚的社会形象。 在京城的那些日子里，施今墨的诊所门前总是人来人往。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希望能得到这位名医的诊治。施今墨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异常认真，他的医术精湛，经常能一语中的，令病患和家属大为感动。此外，施今墨对病人的谦和态度以及对病痛的深刻理解，使他在患者中的口碑越发显赫。 施今墨的晚年，他的心思更多地投向了中医的普及和教育工作。那是一个中西医辩论激烈的时代，西医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传统的中医治疗被视为落后和无科学依据。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施今墨感到了一种历史责任，他开始公开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反对时当权者汪精卫对中医的贬低和排斥。施今墨以他深厚的医术和广泛的影响力，开始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流，力图改变他们对中医的看法。 在施今墨的努力下，他成功地让汪精卫等人重新评估了对中医的消极政策。施今墨不仅仅满足于此，他还着手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志在培养出更多懂得中医精髓的医者。学院采取了开放的教育模式，不仅教授传统的中医知识，还引入了西医的理论，特别是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使学生能够全面理解人体的医学机制。 施今墨在教学中强调辩证施治的重要性，他常常告诫学生们：“医者如山，定要有其高瞻远瞩之志。中西医各有千秋，结合之，则为治疗之大成。”他鼓励学生们要批判性地学习，吸收西医在疾病诊断方面的精确性，同时坚持中医在调和体质、整体治疗上的优势。 1969年，施今墨在一次讲座后感觉身体不适，经诊断后发现已是身患多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施今墨依然保持着对医学的热忱和对生命的尊重。他在生前做出了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用于医学研究的决定，希望即使是死后，也能为医学做出贡献。 施今墨的一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医者传记。他不仅救治了无数的病患，更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中医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去世后，无数的学生和后辈医者在他的墓前献花，表达对这位伟大医者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