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1930年的上海租界里，住着个五十出头的老书生。
这人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只知道他姓李，写得一手好字，常帮人代写书信糊口。
谁也没想到，这个穿着长衫总爱咳嗽的老先生，正是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通缉的陈独秀。
那时节陈独秀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白天在亭子间写文章，夜里听着老鼠在房梁上窜来窜去。
房东太太是个三十来岁的南通女人，叫潘兰珍，见这老先生孤苦伶仃，常给他送碗热汤面。一来二去，两个苦命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要说潘兰珍也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十三岁就被爹娘送进纱厂当童工，手指头被机器绞断过两根。
十七岁那年被工头糟蹋，生下的娃娃没活过满月，这些事她从不跟老李说，倒是老李看她手上疤痕，心里跟明镜似的。
转眼到了1932年秋天，潘兰珍带着养女回南通探亲。前脚刚走，后脚租界里就出了大事。
等她在老家听说"共党要犯陈独秀落网"的消息，报纸上登的照片分明就是自家男人。
这女人二话不说，连夜扒火车往南京赶。
老虎桥监狱的看守哪见过这阵仗，一个裹着小脚的妇人，背着蓝布包袱在探监处坐了三天三夜。陈独秀隔着铁栅栏看见她，眼泪直往肚子里咽。
这年冬天，潘兰珍在监狱对面赁了间茅草屋，三天两头往里送书送药。
陈独秀倒把牢房当书房，整日价写写画画，倒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么熬到1937年抗战爆发，老蒋迫于形势放了人，两口子前脚搬到武汉，后脚各路说客就跟苍蝇似的围上来。
有要请他当参议员的，有要送别墅汽车的，最离谱的还有人扛着整箱现大洋上门。
陈独秀抄起扫帚赶人，气得直喘："我两个儿子都死在你们手里，现在倒来充好人！"
后来搬到江津乡下，日子更难了，三儿子陈松年带着瞎眼老娘来投奔，七八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
潘兰珍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晌午还要赶回来给婆婆梳头捶背。
有回陈独秀半夜咳血，她摸黑走了二十里山路请郎中，鞋底都磨穿了。
要说国民政府那边倒没死心，教育部每月按时寄钱来，汇款单上写着"特聘编纂费"。
陈独秀每回都原封不动退回去，有次还特意在信封上添了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有老部下来劝他别犯倔，他指着灶台上半锅野菜粥说："我要是贪图富贵，当年在北大当教授时就该安分守己。"
1942年开春，陈独秀听说吃蚕豆能降血压，冒雨去后山采了一大筐。
哪晓得雨水泡过的蚕豆发了霉，吃下去上吐下泻，没几日就起不来床了。
临终前攥着潘兰珍的手嘱咐两件事：头一桩要她寻个可靠人家改嫁，第二桩千万不能动教育部的钱。潘兰珍哭得跟泪人似的，咬破手指在床前立了誓。
后事办得简单，几块薄木板钉了口棺材。
下葬那天，重庆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要员，说要给陈先生修墓立碑。
潘兰珍抄起扁担挡在坟前："他活着时候不肯要你们的东西，死了更不稀罕！"在场乡亲都说，这妇人平素温声细语的，那天倒像换了个人。
打那以后，潘兰珍在陈家老屋住了整十年，土改时分了三亩水田，她白日下地干活，夜里就着油灯缝补衣裳。
有媒人上门说亲，总被她拿笤帚赶出去。
直到1952年冬天，有人看见她抱着个蓝布包袱往江边去，包袱里是陈独秀生前的手稿。这年江津特别冷，江面上漂着薄冰，再没人见过这个沉默的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