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1960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北京西郊核研究所的白杨树叶子还没变黄，苏联专家撤退的命令突然就砸下来了。 研究所走廊里脚步声杂乱得就像乱敲的鼓点，蓝布中山装们站在玻璃窗前看着苏联人的吉普车扬尘而去，手里攥着的演算纸都快捏出水了。 有个苏联老专家临走前特意绕到茶水间，压低声音对烧开水的勤务员说了句话。这话兜兜转转传到所长耳朵里，说是让咱们别慌，只要有个姓王的在就成。 整个研究所翻遍花名册，最后才弄明白，苏联人说的"王"就是那个总蹲在实验室角落修仪器的老王头——王淦昌。 要说这王淦昌的来历，得从江南水乡的油灯说起。太湖边的芦苇荡里，王家老宅的窗纸总透出团昏黄的光。 少年王淦昌把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账本上的数字却总往物理书上跑。二十岁那年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老父亲捏着通知书的手直哆嗦——镇上百年间就出了这么个洋学生。 柏林大学的梧桐大道上，黑头发的东方青年总在路灯下徘徊。王淦昌兜里揣着写满公式的草稿纸，实验室的门却总对他关着。 那年他提出用云室观测粒子轨迹的新法子，德国教授端着咖啡杯直摇头，说这想法就跟中国菜里的辣椒似的，太冲。谁承想没过几年，英国人照着这个路子真捣鼓出诺贝尔奖来了。 淞沪会战的炮声传到柏林时，王淦昌正在收拾行李。导师把留校聘书拍在桌上，说中国现在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王淦昌把聘书推回去的动作就像推辞一杯敬酒，他说："家里房子着火，哪有心思在别人家做客。" 回国的轮船在太平洋上漂了四十天，甲板上的留学生们都在议论去哪个大学安稳。 王淦昌蹲在货舱里给老乡补物理课，拿粉笔在木箱上画原子结构图。后来在浙江大学教书，他领着学生用缝纫机改造成绕线机，拿洗脸盆当反应容器，硬是做出了中国最早的核乳胶。 等到新中国成立，中苏专家在核研究所共事那会儿，苏联人看王淦昌的眼神总带着探究。 这个穿着补丁中山装的中国教授，说起核物理就跟说家常便饭似的。有回讨论中子源问题，苏联专家刚在黑板上画完示意图，王淦昌已经掏出小本子写好了三个改进方案。 1961年春天的某个清晨，二机部的吉普车开进清华园。王淦昌正在给本科生演示密立根油滴实验，粉笔灰沾了满头白发。 来人把调令递给他时，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只说："容我给家里捎个话。"这一捎话就是十七年，连他妻子都不知道丈夫去了哪儿。 罗布泊的沙丘像凝固的浪头，王淦昌和同事们住在半地下的窝棚里。做计算用的手摇计算机要二十四小时轮班摇，科研人员的手掌磨得跟砂纸似的。 有次爆轰试验出了问题，六十岁的老头子非要亲自去查看放射性残片，年轻人拦都拦不住。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指挥部的帐篷里静得能听见怀表走动声。王淦昌握着望远镜的手青筋暴起，当蘑菇云腾空而起时，镜片上蒙了层白雾。 他转身对助手说的那句"快拿纸笔来"，后来被写进了研究所的大事记——老头儿在那种时候还惦记着记录数据。 氢弹攻关那阵子，王淦昌带着队伍转战青海高原。高原反应让年轻人走路都打晃，老头子却天天往反应堆工地跑。 有次塌方险情，他抄起铁锨就要往前冲，被警卫员拦腰抱住。事后他还在念叨："反应堆要是毁了，咱们又得耽误半年。" 这些年在西北基地，王淦昌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晚饭后总要在戈壁滩上散步，边走边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公式。 大漠的晚风很快就把那些字迹抹平，可那些数字符号早就刻进了中国核事业的年轮里。 研究所档案室里有张发黄的照片，是王淦昌在给苏联专家讲解图纸时被偷拍的。 照片上的中国教授手指点着图纸某处，周围七八个苏联人都伸着脖子往前凑。 这张照片后来被做成展板，挂在研究所荣誉室最醒目的位置，玻璃框右下角还留着当年茶水勤务员写的说明："这就是让苏联专家服气的王老师。" （主要信源：纪念王淦昌诞辰110周年：核弹先驱 科学泰斗——清华大学校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