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疆于田县的库尔班·吐鲁木，带上干果和馕，骑着毛驴就想去北京看毛主席。
没通火车，他不会汉语，也没人陪着，可他就是一心想去，结果走到半路被拦了下来。
别人说他疯了，他却说：“我命是共产党给的，我就是想亲眼看看毛主席。”他信这事，信到骨头里。
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小时候家里穷，爹娘早死，他从小给地主放羊、种地，连个自己的被褥都没有。
饭吃不饱，挨骂是常事，那时候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盼头”，一直到解放后，他才第一次感觉，活着也能挺起腰杆。
土地改革以后，他分了地，成了“新社会”的一分子，活儿还是累，可心里不一样了。
政府来人教他们种地、打井，县里还给他评了个“劳动模范”，说他干得好。
那时候的库尔班，突然生出个念头：“我想见见毛主席。”他觉得，这辈子能活成这样，全是毛主席给的。
这事，他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开始准备。他把自家地里种的干杏、葡萄干装进袋子，又做了几张土布，缝好揣着。
他连馕都准备了几十个，怕路上吃不上，他不会写汉字，就找村里识字的孩子帮他写信，说他要见毛主席。
信一封封寄出去，连带着小礼物，可一直没回音。他也不灰心，索性亲自出发。
他没钱坐车，只好骑着家里的毛驴，那天早上，他天没亮就走了，邻居们都围着劝他：“你这一把年纪，哪能跑那么远？”
他不听，只说：“我不去，心里不踏实。”可没走多远，就被干部拦了下来，说这是瞎折腾，还把他接回家。
那年头，农活紧，大家谁也不想他再折腾，可库尔班不死心，他天天跑到县道上，等大车，看见谁往东走就拦下来：“你去北京吗？捎上我吧，我要见毛主席。”
别人当他是笑话，他却眼巴巴地望着远方，一天又一天。
1956年，他又托人写了几封信，往北京寄，那时候邮政还不发达，信有没有送到，他也不知道。
但这一回，奇迹出现了，过了不久，他真的收到了回信，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还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
那天，他把照片捧在手上，看了一天，他说：“毛主席知道我了！”从那天起，他更加坚信，哪怕走着，也得去一趟北京。
这件事传到了自治区领导那儿，1957年，新疆党委书记王恩茂了解了库尔班的情况，很受感动。
他说：“这样一个老百姓，心里这么惦记毛主席，我们不能让他再白等。”
不久，自治区安排他作为优秀劳动代表，准备去北京参加农具展览，这回不是骑毛驴，是坐车坐火车，真正上路了。
1958年6月，库尔班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一身白色的维吾尔族长袍，头戴白帽，站在北京。
他没进过城，更没来过这么远的地方，一切都新鲜。
6月28日下午，他被安排进了中南海，那天他紧张得不行，双手握着土布和干果，一边念叨“毛主席”，一边不停擦汗。
直到毛主席出现在他面前，他一下子愣住了。
毛主席笑着走过来，伸出手说：“你就是库尔班吧？从新疆骑毛驴来看我，可真不容易啊！”库尔班听不太懂汉语，还是翻译在旁边翻。
他的眼睛却一下红了，哽咽着说：“我一直想见你，今天终于见到了。”他把手里的杏干和葡萄干递过去，又把手工织的土布献上。
毛主席接过去，看了看说：“这布真不错。”随即吩咐工作人员：“给库尔班送些绒布，他说想穿绒布衣服。”那时候，布是凭票的，毛主席专门批了10米布票。
这张握手的照片，后来登上了《人民日报》，还被印成挂历、宣传画，贴到了全国各地的墙上。
照片里，毛主席笑着，握着库尔班的手，库尔班满脸激动。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说新疆来了一位真正的老百姓，是带着心意来的。
库尔班回到家乡以后，把那块绒布做成了一件大衣，说这是“毛主席送的宝贝”，谁都不能随便动。
他回来后继续种地干活，还加入了共产党，那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干劲比年轻人还足。
村里谁有困难他都帮，有时还主动跑去县里帮忙宣传党的政策。
他成了人大代表，参加过北京的会议，每次他进城，都会穿上那件绒布大衣，说这是他最光荣的衣服。
库尔班临终前，拉着儿孙的手说：“你们记住了，我们的命是共产党救的，咱这一家子，不管以后多苦多难，都得跟着党走。”
他的孩子们记住了他的嘱托，他的曾外孙女如克亚木·麦提赛地，后来也当了人大代表，常常提起库尔班的故事。
她说：“我从小听爷爷讲，咱家最宝贵的是一张照片和一件大衣。”
几十年过去，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一直没被忘，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拍了他的事，教科书里也写进了他骑毛驴的壮举。
他的老家修了展馆，挂满了老照片和当年的信件,每年还有不少人去看，说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最真挚的愿望,见一眼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