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涂孝文叛变后，供出了李青林。李青林被捕后，死不承认自己党员的身份。特务只好叫涂孝文与李青林当面对质，不料李青林见到涂孝文后，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
这句话划破了审讯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震动。李青林面对特务冷峻的目光，坦然自若地说出这句话，仿佛特务们精心设计的这一幕对质不过是一场滑稽的闹剧。
涂孝文站在对面，苍白的脸色更加难看。他显得不自然，嘴唇紧紧抿着，眼神四处飘忽，不敢直视李青林。
他，涂孝文，曾是李青林的战友，川东地下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而今天，他是一个叛徒，一个出卖了同志和信仰的叛徒。
当他走进这个狭小的审讯室时，他大概想象过无数种可能的场景——愤怒的指责，痛苦的哀求，甚至可能的沉默抵抗，但他绝对没想到李青林会以这样干脆的方式认出他。
这是1948年6月的某个炎热的午后，渣滓洞监狱里潮湿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时间仿佛停滞在这一刻。
特务们陷入了短暂的迷茫，原本他们指望涂孝文能通过这次对质打破李青林的心理防线，迫使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从而进一步获取组织的机密。
李青林的这句“我当然认识他”不仅没有让他们如愿，反而让他们心里打了个结。她这是认输了吗？还是，根本不屑于否认？
涂孝文曾是川东地区地下党中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在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职位不低，担任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复杂局势的老党员。
在1948年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却因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叛变。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的通讯联络渠道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多名重要地下党领导人相继被捕。
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曾经的革命骨干为了保命，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开始向特务机关透露党组织的秘密。
6月初，涂孝文也难逃被捕的命运。在敌人持续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下，他最终屈服，供出了包括李青林、江竹筠（江姐）等在内的20多名重要地下党成员。
在涂孝文的供词中，李青林无疑是个重要人物。她曾在万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她与江姐等人关系密切，常常一起研究党的工作，组织活动，推动抗争。
在她的努力下，地下党在川东地区稳步扩展，党员的力量也不断增长。她被捕后，特务机关视她为头号目标，希望通过她撬开更大的秘密。
李青林的被捕是一个突然的变故。6月中旬，她在返回学校处理秘密文件的途中遭遇埋伏，被特务逮捕。
在被捕后，李青林并未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慌乱。她早已对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局面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敌人面前，她一言不发，拒绝承认自己与中共地下党的任何联系。
这一态度激怒了敌人，他们使用了各种酷刑，包括著名的老虎凳和电刑，试图让她屈服，但都无济于事。
特务们深知，李青林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为了让她松口，他们决定让涂孝文与她当面对质。特务希望，通过涂孝文这个曾经的同志，以昔日的战友情感和他手中的“证据”来动摇李青林的意志。
对于李青林来说，这一幕无疑是对她意志和信仰的双重考验。特务们安排好了一切，试图让李青林面对昔日的战友，心理崩溃，从而交代党的机密。
当李青林一进门，面对涂孝文时，她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主动打破了沉默。这句“我当然认识他”，一方面是对涂孝文叛变的轻蔑，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信仰坚定无比的自信。李青林的冷静与从容，使得原本设计好的一场心理战变得毫无意义。
涂孝文站在她面前，昔日的革命同志，如今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
李青林一如既往地坚定，而涂孝文则因自己的背叛而心虚。他曾经与她一起策划、组织，甚至在某些关键决策上有过争论，但如今，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与她并肩作战的战友，而是敌人的帮凶。
对质的结果让特务们失望至极。涂孝文的出现非但没有动摇李青林的意志，反而让她更加坚定。她并没有否认涂孝文的供词，而是坦然承认了彼此曾经的关系，但对于自己的党员身份，她依然守口如瓶。敌人的拷打并没有让她屈服，时间在她的坚韧中显得苍白无力。
关押在渣滓洞的14个月里，李青林与江姐等人一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尽管身体早已被酷刑摧残，腿骨折断，行动艰难，但她依然坚强地照顾狱中的其他同志。她是狱中公认的“大姐”，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和鼓舞着周围的难友。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的前夕，李青林和江竹筠等30余名革命者被国民党特务押往歌乐山的刑场，执行枪决。面对死亡，她依然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至死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