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曾言：“唯有养兵，方能利百代！在凶年饥岁，人民或许会叛乱，但兵卒却不会；而在乐岁丰收之时，若有变故，兵卒可能叛乱，但人民却不会。”

赵匡胤的这番话，精炼地概括了“养兵”的核心思想：在荒年，将流民招入军中，可以避免他们因生活困苦而造反；而在丰年，即使军队中出现一些不良分子，由于人民生活安定，他们也无法引发大规模的叛乱。

通过“兵”与“民”之间的有条件转换，实现了军队与民众的隔离。这样，最容易引发动乱的“兵”与“民”两个群体被分开，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

北宋的军队主要由三种类型组成：禁军、厢军和乡兵。

在北宋仁宗时期，北宋军队人数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是北宋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当时，全国军队的数量超过了120万。

据《宋史.兵志一》记载：“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 视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 以为定额。”

这意味着在仁宗庆历年间，军籍士兵总数为125.9万人，其中禁军有82.6万人。其他皇帝在位期间，军队人数大概维持在110万左右。

宋朝的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在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而侍卫亲军则分布在各地。

这种布局使得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因此知道兵力无法与之抗衡，从而不敢轻易造反。这就是所谓的“强干”。

同时，如果京城发生变故，在各地驻扎的禁军可以联合地方的兵力，共同应对变乱。这样就能实现“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

按照赵匡胤的设想，养兵是将那些失职犷悍之徒收录到军队中来。通过军队的纪律和约束，利用他们的长处为国家效力，并由国家提供粮食和银钱作为供养。

如此一来，那些平常可能为非作歹、甚至铤而走险的人，转而变成了为国家和政府出力的人。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可能引发动荡的因素被赵宋官家所控制，从而遏制了反叛的可能性。

那么，失职犷悍之徒主要是哪些人群呢？首先主要是军人的子弟，他们子承父业、弟承兄业。其次，是那些失职后失去生计的农民，他们在凶年饥岁无法生存。再次，就是违反法纪犯了罪的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宋太祖赵匡胤的视角中，凶年饥岁的农民是养兵政策的主要关注对象。

北宋继承了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和赋税制度，由此可以预见流民的出现。赵匡胤对此现象了然于胸。

当时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赋税负担也相当沉重。然而，赵宋官家并未对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相反，他们为失地的自耕农提供了出路——当兵或从事其他体力工作来赚取生活所需。这种办法似乎本末倒置，但却是一种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圆滑策略。它既不得罪大地主和豪强士绅，也不得罪失业农民。在赵宋立国之初，特别是在赵匡胤通过政变上台、国祚尚不稳固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种智慧的解决方案。

据统计，宋代的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有1.4次农民起义。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有王小波起义、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以及著名的方腊起义。这些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起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源上都是源于当时的阶级压迫。

然而，宋朝建立之初就得到了士大夫以及士绅大族的支持，同时也没有触犯地主利益。在这些阶层的支持下，再加上宋朝奉行的养兵政策，使得这么多的起义除了消耗了一些国力外，对宋朝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与其他朝代相比，如秦朝的灭亡由农民起义拉开序幕，汉朝和隋末也出现了各地反贼，唐朝由盛转衰后也出现了起义和藩镇割据等问题。然而，大宋却能在如此多的起义和外敌环伺的情况下存在三百多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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