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5日，寒冬腊月，北京城某陈旧的机关宿舍，有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面居住着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

傍晚时分，她从白天的沉思中回过神来，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毅然将整瓶安眠药吞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位在寂寞和凄凉中死去的老妇人名叫关露，享年75岁，党龄51年。

奇怪的是，就在几个月前，她刚刚收到平反的消息，这时关露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卧底”任务，已经背负了整整43年的“汉奸”骂名，解放后又两次蒙冤入狱，甚至患上了精神分裂。

为什么关露沉冤昭雪后却要自杀？生命前的最后那段时间，她又想起了什么？

民国才女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笔名关露、芳君、梦茵等，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右玉县。她7岁时父亲早逝，15岁时母亲病亡，便跟姨母流落到南京。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又转入中文系。

关露

1930年开始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她的故乡》、《余君》等。1931年到上海闯世界，翌年任上海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关露30年代初便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才华横溢的她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加入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之后，更是创作了很多弘扬爱国主义的作品，跟鲁迅一样，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唤醒中国人，拯救整个苦难的国家。

可是1937年之后，关露突然从上海文坛消失了，反而成了汪伪政府头子汪精卫的座上宾，经常与汪精卫一起出席一些公开场合，这是怎么回事？关露是贪图享乐，投敌叛变了吗？

策反李士群

1939年深秋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情报部长、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从重庆带回一封密信来找关露。密信写着："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中共南方局常委叶剑英。

关露毫无思想准备，匆匆乘船到香港，见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委员会主任潘汉年。

潘汉年指示道："你回上海后，要到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潘汉年还特别叮嘱她：别人指着脊梁骨向你关露唾口水骂你是"汉奸文人"，你都不要反驳，不要解释！为了党的事业，要忍辱负重，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还有比牺牲生命更难做到的，那就是毁掉自己的名誉！将来党会出来为你说话，洗清你"汉奸文人"的耻辱！

关露这才知道了组织上的意图。她深知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关露也许意识到自己今后的前程未卜，"人"、"鬼"两殊，今后的人生会如何，她心中忐忑，便特意与养女抱着她家的小狗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像，流传了下来。

关露与养女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1927年与妻子叶吉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李士群被派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回上海后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李士群同妻子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夫妻俩同时叛变。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当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主任，这个杀人魔窟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无数抗日志士牺牲在这里。

李士群投靠汪精卫，戴笠和陈立夫对他恨之入骨，几次欲除掉他，因而他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希望与中共发生联系，便主动提出派胡绣枫作为他与中共之间的联络人。

李士群

胡绣枫是关露的同胞妹妹，当年在李氏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曾照顾过他们的孩子并营救他们。但这时胡绣枫已受党的安排在宜昌工作，无法脱身。胡绣枫在向南方局说明情况时，谈到姐姐关露也认识李士群，她曾因编发抗日诗歌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是李士群给姐姐通报消息才脱险的。

这样，关露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胡绣枫后来为此懊悔不已，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去，本来是应该我去的，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后来的厄运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我姐姐。“

李士群对关露的身份了如指掌，他说："你妹妹胡绣枫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这我能不知道吗？我手下3000多特工是吃素的吗？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汪精卫比蒋介石好，所以我才投靠了汪精卫，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反蒋。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嘛！关小姐，我们何不携起手来一起干呢？"

此后，李士群便有意无意地向关露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关露也从与叶吉卿等阔太太们打牌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叶吉卿

过了两年，经过关露对李士群的细致观察，已彻底掌握了他的底细和思想动态，并及时向潘汉年做了汇报，为潘汉年是否与大特务头子李士群见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在一个咖啡馆与关露见面，他告诉关露："根据党的需要，你要撤出76号，你的工作由老张重新安排。"

三天后，在关露安排下，潘汉年到了李士群的家里。会谈中，李士群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将日伪即将对新四军军部扫荡的情报告诉了潘汉年。李士群后来又往苏北解放区运送了一批药品。

1943年9月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便给他吃了有毒的肉饼毒死了他。

坐实“汉奸”罪名

关露离开76号后，地下党负责人吴成方通知关露，组织上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女声》去工作，因为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希望关露能接近社长佐藤俊子及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接受了任务，此后直到日本投降，一直担任《女声》的编辑。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也邀请了关露。

关露深知此行的险恶，难免背上"汉奸"的骂名，她为此曾经犹豫过，但地下党要她"放下包袱，大胆工作"。

出发前，中国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等十几个人全被登报，并配发照片。关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不禁潸然泪下。

张爱玲

就在这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联系，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

为了党的事业，关露再一次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这次出行日本，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关露“汉奸“的身份，就再也洗不清了，许多关露原先的作家朋友，纷纷远离了她。关露内心非常苦闷，又无人可以诉说。

终于“回家”

日本投降后，关露上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组织上担心她的安全，将她转移到了新四军根据地，当了这么多年的卧底跟“汉奸”，关露终于“回家”了。

本以为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切就都会成为过去，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消失，然而她想得太简单了，她没有料到后来会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

关露刚到新四军根据地时，新四军里有一些原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都知道她当了"汉奸"。当他们在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时，因不了解真相便当众指责和辱骂她的“汉奸”行为。在这样的场合她无法辩解。

她脆弱的神经因此受到很大刺激，接着便大病一场，医生说她已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关露本来是个非常优秀的诗人，写过很多诗，到了根据地之后，她又重燃起创作的热情，开始写诗，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

但是却被告知：“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

此时的形势有些复杂，国民党正在攻击我党收容了一批汉奸，上海南京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关露知道原因后，又一次委屈地大哭起来。

感情受挫

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她是一个浪漫气息很浓的女性，一生经历过三段爱情，其中伤害最深的是第三段。

王炳南

抗战爆发前，关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

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露联系上了。王炳南和关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深谈，两情相悦，决定进一步发展。

于是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邓颖超对王炳南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当时是中共代表团党组负责人，又是语重心长从大局出发。王炳南当时是代表团外事工作负责人，要经常出头露面代表党组织接触方方面面。为了党的工作利益，他只得忍痛割爱。

原本诗人气质很浓，精神上正处于苦闷状态的关露，在接到王炳南切断情丝的信件后，她所承受的打击十分沉重。

此后，关露的人生中再也没有出现其他异性，她就这么孤单地走完了一生。

蒙受不白之冤

解放后，关露两次蒙受不白之冤。

1955年，因为潘汉年案的牵连，关露被迫在“功德林”接受审查，2年后才被释放。

当年在敌伪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历历在目。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损害党和革命的事。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于是她又一次患上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

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

1967年盛夏的一天，关露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她被投入秦城监狱，罪名竟然还是与潘汉年案有关。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监狱生活相比，这一次关露吃足了苦头。每当觉得自己要发病时，关露就用冷水浇头，她还把捡到的一根铁钉用脚在地板上磨成了针！

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自然，那条汉奸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着。八年的牢狱之苦，她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

出狱后，她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后来又回到了香山农村的那座小屋去居住。

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关露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症。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但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仅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往日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手也不听使唤，连拿笔写字都成了问题。

此后，为了方便治病，关露不得不离开宁静的香山农村，回到城内机关宿舍来住，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一间10平米的小屋。这里面还得放下三张单人床，以便给请来的保姆和一拉帮助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临时居住。

平反昭雪

1982年3月23日，关露终于迎来了她最想要的结果，那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

“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关露手捧这份迟来的结论，不禁潸然泪下。最大的愿望实现了，她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这么多年苦苦坚持就是因为怀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坚信自己的冤屈能够得到洗刷。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也许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她看到窗外的树木已泛出春天的新绿，而自己却是满头白发，周身病痛，仿佛是一部运转到极限的机器慢慢停止了轰鸣。

有人曾经问关露，为党做的这些工作是否后悔，她说："我对党忠贞不二，一生无怨无悔。如果我能再次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话，我仍旧会按照党的指示走我走过的路。哪怕这条路再艰险，再坎坷；哪怕需要在烈火中焚烧我三次，连同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名誉都毁掉，我仍旧会一往无前！"

关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有王炳南年轻时送给她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王炳南"；这行字下面有关露的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结语

关露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诚“两个字的含义，她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高贵的品格就像冰雪般洁白，她的才华将跟她的功绩一起，永远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