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周藩宗室朱勤魚偷偷跑出开封，赴京告御状。他控告的对象为署理洧川（今河南尉氏县洧川镇）知县的照磨官孙徤，罪名是殴打宗室。明代府一级以上衙门设有主管文书、卷宗的照磨所，照磨为照磨所主官。布政司职秩从八品，照磨府照磨职秩从九品，都属于芝麻绿豆官。小小照磨竟敢殴打天潢贵胄，这还得了。明神宗也不管朱勤魚犯没犯错，立马降口谕给内阁，要求拟旨惩治孙徤这个狂徒。

青年明神宗剧照

一向把皇帝当真正学生训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得闻圣谕立马跑到明神宗面前，对着皇帝就是一顿输出。原来孙徤处置宗室自有其原因。当时朱勤魚擅自溜达到洧川，与当地百姓路刚等聚众赌博，期间还调戏路刚之妹。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告到县衙。署理知县的孙徤判定其理亏，遂进行处罚。洧川虽然属于开封府辖下，可当地并无分封宗室，朱勤魚擅离藩地在先，理亏在后，哪来的脸潜越进京告御状。因此张居正要求地方详查此事，给予公平公正的处理。见张居正犹如老鼠见了猫的明神宗，只得同意。

“洧川非宗室分封之地也，又宗室不许擅越奏扰，奉有明例。今据勤魚所奏，乃一面之词，其中始末缘由有无亏枉皆未可知，若便出特旨究治，将来豪宗得惯，动輙出郭奏扰，亲王不敢约束，抚按不敢，谁何恐？皇上亦不胜其烦渎矣。臣愚以为只宜照常下部，行该抚按官查勘。果罪在照磨，自当尽法重处。若罪在本宗，亦当启知周王照例处治。庶法得其平，足以服天下之心。”（《明神宗实录》）

那么时任周王朱在铤对此有何看法？为何会放任宗室胡作非为？

朱在铤（音tǐng或dìng），生年不详，为周庄王朱朝堈（音gāng）的嫡长子，生母周王妃徐氏。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传制受封周世子，以此推测当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

嘉靖三十年（1551年）四月初六，周庄王朱朝堈薨逝，在位12年，享年31岁。当年十二月，明世宗传制册封朱在铤为周王，按时间计正式册封当在次年正月。

传制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被钦点为负责封册的正副使，作为承制官必须出席在紫禁城主殿皇极殿举行的传制礼，接收册书、宝玺，行至殿外高呼“有制”，随后向百官宣制云“册某某为某王”，将受封宗王的信息宣告天下。然而承担封册正使之责的怀柔伯施焘，竟然没有出现在传制现场。如此藐视皇帝权威的举动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不过事急从权，明世宗决定待其完成册封任务后再进行处置。

“乙亥，遣成安伯郭应乾等为正使持节，翰林院修撰沈坤等为副使捧册……正使怀柔伯施焘传制不至，礼部参奏。上让其违慢，命礼部记之，俟事竣劾奏治罪。”（《明世宗实录》）

奉天殿：故宫太和殿的前身

正常情况下，朱在铤作为继承人，需要为父王服孝期满才可以受封，可朝廷一违惯例，周庄王去世仅仅八个月，就急切的册封新任周王，固然与朝廷对朱朝堈历来印象不错有关，更大的因素当为此前周藩宗室集体冲击寻府衙门追讨积欠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除。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周庄王那道为遂平王朱安洛及本支将军、仪宾奏请本色每石折价加一钱的奏疏，虽然获得皇帝恩准，可因为惠不及中尉一级，实际上是人为在周藩宗室之中制造了一道裂痕。遂有了镇国中尉朱安滋纠集数百周藩底层宗室冲击巡抚衙门，要求获得相同待遇、补发岁禄之举。

事情虽然在当地官府及皇帝的压弹下以严惩首恶的方式落下帷幕，可经此一闹，周王府与底层宗室的矛盾愈发突出。比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当年参与了追讨积欠行动的周藩镇国中尉朱勤熨，不按规矩通过周王上疏，而是选择潜越进京奏讨禄米，甚至激进的痛斥皇帝沉迷长生之说，惹得皇帝大怒，将其废为庶人，发配凤阳高墙，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周王奏其赌博刁泼”。

朝廷期盼朱在铤袭爵后能压住本藩宗室，有些过于理想化。此时他年仅十二三岁，尚在冲龄，在内部关系发生割裂的情况下，如何能制得住本藩悍宗。

朱在铤袭爵后三个月内，封丘、汝阳、胙城、崇善四府宗室成员，先后有十人无视他这位新人周王的权威，不顾藩禁，擅离藩地赴京奏事。其中最狠的当属胙城王府奉国将军朱安泪，按辈分来算，他是周王朱在铤的高叔祖，当朝皇帝朱厚熜的叔祖辈，抵京之后竟倚老卖老，在紫禁城外以自刎相要挟。

开封铁塔

北京不得安宁，开封也不平静。朱在铤的曾叔祖、周悼王第七子朱睦槏（不知为何实录没有他的封爵记录）让其诸子编造朱在铤为花生子等事。

如此种种，若不做处置，周王本人将威信扫地，故朱在铤上疏朝廷，请求赐予敕命用以约束本府宗室，获得明世宗的首肯。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丑，赐周王在铤敕令，其严束本府宗室，郡王以下俱听参治。先是，封丘、汝阳、胙城、崇善各王府以周至冲幼，不服铃束，三月之内越关至京有十人。而奉国将军安泪，至欲自刎阙前。悼王第七男睦槏令其诸子妄诉花生等事，语皆侵王。王乃援伊王例，请敕禁约从之。”

可一道敕命并不是万能的，当宗室将它视作皇命时它才有效，否则就是一纸废话。最典型的便是从京城归来的朱安泪，他完全不将朱在铤这个少年亲王放在眼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因持刀手刃兄长，辱骂亲王等罪，被废为庶人，发配凤阳高墙。

明初，在“封邦建国，以藩卫屏”政策指导下，明太祖分封诸王，列居战略要地，赋予军事大权，同时也做了种种限制，以防尾大不掉。经过明成祖祖孙三代削藩，自宣德朝起，对宗室的限制愈发严苛，形成了诸如入仕之禁、四民之禁、出入之禁、婚姻之禁等一系列禁令，此所谓“藩禁”。藩禁之下，朱明宗室“名曰天枝，实为弃物”，除“食租衣禄，坐靡国课”外无所事事，名为天潢贵胄，实为高贵的囚徒。

高压之下，宗室们只能在唯一的自由——生育权上尽情发挥，大家伙可着劲的生儿育女，为天家血脉的急速递增添砖加瓦，争取把国家吃穷。经过百年努力，他们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可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小日子更不好过了。

明朝宗室剧照

为解决宗室问题的困扰，自明中叶开始，朝廷就在不断进行各种探索和改进，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政策性文件《宗藩条例》，万历十年（1582年）又在此基础上出台《宗藩要例》。这两个文件虽然大致解决了宗室对朝廷财政的侵害，可对宗室——特别是下层宗室而言，日子愈发难熬，“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者比比皆是。以至于时人称“庶宗蔓延，禄米渐薄，前进无路，暴戾愈张，每每见盈街满巷之恣睢狂逞也。”

出现如此现象，皆因上述两个文件意在解决宗室对财政的侵蚀，都宗室的生存状况并不关心，属于治标不治本。要彻底解决宗室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只要开放藩禁，将受禁人员限定在上层的宗王及部分其他宗室，让占据主体的中下层宗室化作平民，可以自由的自谋出路便可。

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就有有识之士提出过这一议案。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任南京光禄寺卿杨俊便上奏建言让赋予中下层宗室应举入仕权，结果被礼部以此举有违祖训否决。

“（十月）己未……礼吏覆奏南京光禄寺卿杨俊所陈恤宗室以圣恩事，谓：‘俊欲如宋朝宗室仕官科日故事，凡将军、中尉之子许充生员，报名于各伴读、教授处，授以文字，长史司提督考教，量给廪膳，校馀供养，成材于本处，一体乡试，诚会试中进士者，除授宗枝无碍府分长史等官，副榜者除教授、审理等官，食粮应贡中者，除工正杂职等官。所言亦自有见，但教授、审理以下官，视奉国中尉品职既卑，俸禄亦薄，且非圣祖立法初意，请如旧。’从之。”（《明孝宗实录》）

中岳嵩山‍

及至万历初年，在册宗室人口已达两三万之巨，以至于朝廷都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万历十一年（1483年）二月，河南巡抚上疏陈告周藩额定的宗禄总数已经“不敷恤宗”，请求从本当解付户部用以充当边饷税银中划拨九万两，以解燃眉之急。明神宗打算同意，可时任内阁首辅张四维执意不肯。于是明神宗就此下旨让五府、九卿及科道官共议，给出可供长期使用的变通之法，以让宗室有出路。

大臣集议提出了限封爵之制、开四民之业、弛出入之禁等众多建议，但有人称便，有人称不便，整个会场吵成了一锅粥，最终会议主持者将集议内容束之高阁。大臣们难以达成合议，原因在于“祖训之不可重违，而主权之难于擅拟”。

因此礼部建议效仿当年出台《宗藩条例》故事，就此行文各藩，说明原因，并派员抢完河南、山东等宗禄不敷发放的省份，与亲郡王、宗正等商议，从中挑出可行方法，以供廷议。

“（三月）庚寅，……礼部言：‘……宗地有肥瘠，宗额有多寡，而禄粮之饶乏遂相径庭。若不与各宗从容商度，谕以朝廷不得已之意。一旦下尺一诏亟令自裁，恐情激于骇闻，嫌生于暴削。臣等安所逃其变乱之罪乎！’上命：‘差给事中一员，前去河南、山东等处宗禄不敷府分行。令长史司启王集通达有识宗正、郡王等条议，汇送抚按官，与该科从长参酌。务求便宜可行的，作速会奏，以凭廷议。’”（《明神宗实录》）

引起开藩禁之议的周藩首先发言。当年五月，朱在铤上疏朝廷，极力反对开藩禁。他认为对封爵进行限制，大不利于宗室成员，而开放科举，更是尤为祖制，此事不可轻议。况且河南一省每年征收的钱粮多达数十余万两之巨，只要有司肯花时间花精力去催征，供应宗禄绰绰有余，如此何必更改祖宗成法。

“辛丑，周王在铤奏称：‘定限封爵，大不利于宗姓。其弛禁开科等情，有干祖宗宪制，似难轻议。本省各项钱粮，每岁数十余万，有司若肯留心催徵，宗禄尚有余裕，乞要姑从旧制。’上曰：‘周王所奏，着差去科臣会同抚按官一并酌议具奏。’”（《明神宗实录》）

周王府遗址所在：开封龙亭湖

可随后的周藩宗室集议过程中，竟发生本支宗室群起殴打本府宗正镇国中尉朱睦㮮（音jié）的闹剧，原因是宗室们认为这次集议是朱睦㮮所倡议，对方如此做的目的乃为讨好巡抚，为此不惜侵害宗室利益。明神宗大为光火，参与殴打宗室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革除部分岁禄。这背后没有周王在捣鼓，阿越是绝不相信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周王朱在铤薨逝，在位32年，享寿约46岁，朝廷赐谥曰敬。

万历年间宗室政策积弊已重，提高宗室素质，给嗷嗷待哺的中下层宗室找出路，节省朝廷开支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不管怎么改革，针对的对象为中下层宗室，宗王一级并不存在获得解禁的可能。

故对于周敬王而言，开放藩禁不仅与他无益，反而有害。毕竟一旦开放藩禁，中下层宗室将获得与平民等同的权力，可以自由离开藩地，可以入朝为官，身为大宗对这部分宗室的约束力可想而知的会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权力还是资产都会缩水。

比如隆庆元年（1567年）南陵王朱睦楧薨逝，由于无子，南陵郡国除封。按他的意志，王府财产用以补充本支贫困宗室岁禄，可朱在铤竟将南陵王府财货尽数收入王府，其胞弟安昌王朱在鉷也侵吞不少。周藩宗室因此喧嚣不已，将此事上达天听。最终河南抚按奉命清查，发现没入周王府的财产达两万五千两有余，朱在鉷侵吞五千两，王妃承奉等内使侵匿一万六千三百余两。若无宗室闹事，单这一次吃绝户，就让周王吃的盆满钵满，故而他自然不愿看到开放藩禁。

可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半点不由人”。给事中万象春探查河南、山东、山西三省，收集到的宗藩改革建议共十六条。

万历十四年（1586年）代藩山阴王朱俊栅就此上疏朝廷，认为其中十条可行，六条不可行。可行者：议额禄、议催徵、议余禄、议封爵、议城禁、议刑责、议选婚、议庶宗、议另城、议王官；不可行者：议开业、议奏请、议报生、议报孕、议宗学、议仪宾。也即他认为为可以开放出入之禁、入仕之禁，准许宗室自由迁徙，参与科举，入仕为官。

古代最大的科举场所：江南贡院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朝廷正式开放宗室之中最底层的奉国中尉入仕之禁，准许他们入学应举。次年，中国古代著名音乐家、郑世子朱载堉上疏对这一政策提出了完善方案。

“辛未，礼部覆：‘奉国中尉内，有不愿授封者，准停封禄，听入学应举，照出身资格授官。罢闲后不得重封，其淹滞不举，愿归旧封者听。’”（《明神宗实录》）

只是小两百年的躺平生活，让宗室明知应举是一条非常不错的出入，甚至还有兜底保障，大多数人依然不愿夸出这一步。以宗室丰厚的底蕴，自万历后期起，至明朝亡国，数十年间，宗室之中只出了13名进士，宁藩6人，代藩3人，晋藩1人，蜀藩1人，周藩则有2人，史称“宗室进士”或“宗科进士”。宗室举人、进士入仕之后也只担任诸如知县、给事中、巡按等官。如秦安知县朱珵壦、江夏知县朱统鐼、礼科给事中朱统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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