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4日，淇县县长李埏得到手下人的汇报，先前被游击队俘虏的特务队队长——辛长山，逃回来了。

李埏得知消息之后，并没有急着去接见辛长山，而是让人悄悄四下打探消息，以确认辛长山到底是不是真的“逃”回来的。

两天后，在得知了游击队那边正在紧锣密鼓、四下搜捕“逃犯辛长山”的消息之后，李埏这才换上一副热情的面孔，拉着辛长山的手，诉起自己当初得知辛长山被抓后的难过和担忧。

辛长山看着对方又是叹气、又是抹泪的假模假样，内心泛起阵阵厌恶，却又不得不装作感恩戴德的样子，在老上司的面前，不住地表达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激之情。

辛长山是逃回来了，不过他这个“逃”，却并不是李埏所了解的那样，从游击队手中九死一生地溜回来的，而是被游击队方面，特意悄悄放回来的。

几个月前，辛长山带着特务队执行任务，被早已设好埋伏的地方游击队，打了个措手不及，特务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辛长山本人更是被直接生擒活捉。

随后，辛长山被送到了林县，接受了地方抗日政府数月的教育。在这数月的教育过程当中，辛长山的思想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同时组织上还了解到，辛长山本人跟淇县保安团团长——杨富，有着杀兄之仇，理论上确实可以放心地令之为我所用。

随后组织方面在与辛长山沟通之后决定，以“辛长山逃跑”之名，将他释放，令他再次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敌人的消息、情报。

李埏为辛长山接风之后，第二天便将之介绍给了时任淇县保安团团长杨富，杨富只是知道，辛长山以前是特务队队长，其后身陷“匪手”，后不屈逃脱，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因此，对于辛长山的到来，杨富表示了欢迎，并对辛长山进行了再三安慰。随后，杨富便介绍辛长山担任伪新乡专署第十纵队四县突击队队长，并让他平日里跟随在自己和扈全禄（另一匪首）身旁。

当时的杨富，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这个得力助手，其实是游击队方面派遣到自己身边，设下了一个秘密眼线。

自此，杨富等一众匪酋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方掌握之中。

同年5月4日，坐困新乡城内的国民党四十军，最终接受了解放军和平解放新乡的条件，随后城内派出了一辆小汽车、一辆大卡车出城沟通和谈事宜。

一众国民党乘坐车辆刚行驶到解放军驻地，混在其中的辛长山便跳下车辆，随后辗转找到了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范化民。

范化民看着眼前这位，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军官，口中竟然声称是打入敌人内部的自己人，一时竟也有些摸不着头脑，毕竟战争时期，敌我暗战不断，我方打入敌方的许多同志，往往采取单线联系，即便是范化民，也不可能掌握我方全部的潜伏信息。

直到辛长山拿出组织上所发的“地下工作证”，同时汇报了此番国民党前来和谈的一些具体情况之后，范化民才彻底相信了，这位确实是组织上安排，打入敌人内部的自己人。

在取得了范化民的信任之后，辛长山随后告知范化民，匪首杨富、扈全禄两人正要逃跑，请首长安排，立即对两人进行抓捕。

当时，新乡城内国民党投降在即，杨富等人听说解放军只收编第四十军正规部队，不接收地方民团。原本就因为杀害革命群众、干部，双手沾满鲜血的杨富、扈全禄更加惶恐不安，两人商议之后，随即决定离开新乡，向南逃窜。

这个消息被辛长山知晓之后，他便趁着城内国民党出城和谈之际，混入和谈队伍，借机跳下车来，找到了范化民部长寻求帮助。

范化民听罢辛长山的汇报，登时觉察到事态紧急，随即派遣一个营的兵力，跟随辛长山一起，前往抓捕杨富等人。同时，解放军方面命令国民党新乡驻军及地方民团，各自守在原来防区，听候改编，不得随意移动。

辛长山带着解放军行至新乡南面菜市街口之时，迎面来了一队骑着马的队伍，辛长山仔细一看，最前面的那个人，正是匪酋杨富。

辛长山随即低声对旁边的营长说道：

“最前面那个，兜着胳膊的那个人，就是杨富。”

那名营长听罢，随即一摆手，两百多名解放军“哗”地上前，将杨富等人团团围住。

扈全禄被抓走时，扭头看见了解放军中的辛长山，疑惑地问辛长山，兄弟，你是解放军那边的？

辛长山按照组织上告知的“不能轻易暴露身份”，随即当着众人的面回答道：

“我不是解放军那边的，杨富杀了我哥哥，因此，我决不能让他给跑掉了，我这报的是私仇。”

扈全禄听罢，直摇头，大声哀叹，随后便与杨富一起，被解放军押了下去。

扈全禄、杨富两人后来都被押到了淇县人民政府处，接受审讯。扈全禄自知罪无可恕，在狱中用衣裤布条勒死了自己，杨富则在随后的公审大会之上，被当场镇压。

辛长山因为立功赎罪，功过相抵，后来根据他的个人意愿，组织上给了他一些钱、粮食，放他回乡务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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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淇县文史资料》，王仲先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