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民党女特务王化琴，被解放军战士押上刑场准备枪毙。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大喊道：枪下留人，首长说这个女特务是好人！
四川广元的大户王家有个千金小姐叫王化琴，这姑娘打小就泡在蜜罐里长大。
王家老爷子是当地数得着的盐商，家里光伺候人的老妈子就有十来个。
王化琴生得白净水灵，读书识字样样精通，尤其说得一口漂亮英文。
那时候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可王老爷子偏要送闺女去上海念教会学校，后来又自费送她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那几年，王化琴算是开了眼界，她亲眼见过东京街头的游行队伍，听过早稻田大学教授讲马克思主义。
不过真正让她心里起波澜的，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的哭诉。
那天在东京中华同学会的聚会上，有个东北来的小伙子说到家乡被日本人占了，家里老小被刺刀挑死在院子里，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听得眼眶发酸，攥着的手绢都快拧出水来。
1937年夏天，王化琴前脚刚踏上上海码头，后脚就碰见七七事变的消息。
她原本打算回老家当个教书先生，可这仗一打起来，哪还有什么安稳日子？
正巧儿时玩伴康乃尔从延安抗大毕业，悄悄给她捎信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有志青年都往延安跑。
王化琴把行李箱里的旗袍皮鞋全换成粗布衣裳，跟着十几个进步学生扒火车往西北走。
到了延安抗大，王化琴被分在机要班培训，那时候共产党穷得叮当响，学员们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饭就咸菜。
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硬是咬着牙撑下来，白天学发电报、搞情报，晚上还要跟着男同志上山开荒。
有回半夜紧急集合，她摸黑穿反了裤子，急行军二十里地愣是没吭声，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
1939年国共摩擦加剧，组织上要往重庆安插眼线。
王化琴因为家世清白又有文化，被派去打入国民党内部。
哪知道阴差阳错，她被分到军统电讯处当译电员，这活儿可不好干，成天跟密码本打交道不说，还要应付三天两头的政治审查。
有次戴笠来视察，看见她写的日文速记，当场就要提拔当秘书，王化琴吓得后背直冒冷汗，推说自己不懂官场规矩才躲过一劫。
要说这姑娘胆子是真大，1940年秋天，军统要搞个针对川康特委的大搜捕。
王化琴在机要室值夜班时，瞅见抓捕名单上有康乃尔的名字。
她借口上厕所，把写满人名的纸条塞进旗袍夹层，第二天一早就往约定茶馆跑。
那天成都下着毛毛雨，她撑着油纸伞在春熙路转了三圈，确认没尾巴跟着，才把情报塞进茶碗底。
康乃尔倒是躲过一劫，可军统这边炸了锅，戴笠亲自坐镇查内鬼，把电讯处的人挨个过筛子。
王化琴被关进渣滓洞审了七天七夜，老虎凳辣椒水轮着来。
这姑娘也真能扛，咬死说自己就是去茶馆听评书，后来还是康乃尔托关系找到张澜先生，以民主党派的名义作保，这才把人捞出来。
抗战胜利后，王化琴跟着军统机关撤回南京，这时候她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国民党气数将尽。
1948年淮海战役打得正凶，她借口老父亲病重，辞了差事回四川老家。
在广元乡下隐姓埋名当起小学教员，平日里教孩子们认字唱歌，绝口不提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王化琴本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可1951年镇反运动一来，有人翻出她当年在军统的档案。
那天民兵来得突然，她正在课堂上教《歌唱祖国》，粉笔头还没放下就被捆走了。
公审大会开在河滩上，底下黑压压坐了两千多群众，法官念完判决书，两个战士架着她就往土坡后面拖。
要说这人命里该着有救星，康乃尔当时已经是川西行署的干部，听说老同学要挨枪子，骑上马就往刑场赶。
眼瞅着刽子手都举枪瞄准了，他举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急令冲过来，扯着嗓子喊刀下留人。
后来查了三天三夜，总算找到当年张澜先生写的保书，这才还了王化琴清白。
文革那十年更不好过，红卫兵把她当国民党残渣余孽，天天押着游街。丈夫受不了牵连跟她离了婚，学校也把她开除了。
最惨的时候，王化琴在菜市场捡过烂菜叶，到建筑工地挑过石灰浆。
有回批斗会上，造反派把她按在毛主席像前认罪，这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突然蹦起来喊："我救过共产党！"结果换来更狠的拳打脚踢。
1982年，那会儿全国各地都在平反冤假错案，康乃尔已经是省政协的领导。
他带着当年川康特委的老同志作证，又找到中央调查部的档案，终于给王化琴恢复了名誉。
政府补发了十年工资，安排她回学校当顾问，老太太把补的钱全捐给希望工程，说是给山里娃买书本。
王化琴这辈子过得跟戏文似的，大起大落好几回，晚年住在广元老城墙根下的平房里，街坊四邻只知道这是个慈祥的退休教师。
有年电视台来拍纪录片，问她这辈子后不后悔，老太太捏着老花镜腿直笑："跟那些牺牲的同志比，我赚大发了。"
2008年汶川地震那会儿，九十七岁的她还拄着拐杖去捐了五百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