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问董宇辉：“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董宇辉说：“因为他飞扬跋扈，树敌太多！”

冯唐问董宇辉：“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董宇辉说：“因为他飞扬跋扈，树敌太多！”冯唐笑他：“皇帝富有四海，难道还不能容下几个飞扬跋扈的大臣？”俞敏洪赶忙低下了头，摸着鼻子不说话。 清朝雍正年间，年羹尧从权倾一时的宠臣到被赐死的囚徒，留下历史悬念。 年羹尧，1679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字亮工，号双峰，隶属汉军镶白旗，后抬入镶黄旗。父亲年遐龄官至湖广巡抚，家境优渥，为他提供了良好教育。他自幼聪颖，熟读经史，1700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检讨、侍读学士，展现文武才华。他常伏案研读，手持毛笔抄录古籍，案头堆满书卷。 康熙年间，年羹尧仕途稳步上升。1709年，他奉命出使朝鲜，归国后外放为四川巡抚。他在四川治理有方，平定当地土司叛乱，赢得康熙赏识。1718年，升任四川总督，负责西南边疆事务。他率军驱逐准噶尔势力，稳定西藏，战功卓著。1721年，他在热河觐见康熙，升任川陕总督，掌管军政大权，权势渐盛。 康熙晚年皇位争夺激烈，年羹尧与雍亲王（即雍正）关系密切，提供关键支持。雍正即位后，对他恩宠有加，封三等公，加太保衔。1723年，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将青海纳入清朝版图，晋升一等公。他的妹妹被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年氏家族风光无限。他与隆科多并称“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权势达到顶峰。 冯唐与董宇辉的讨论聚焦于年羹尧被杀的原因。董宇辉认为，年羹尧因飞扬跋扈、树敌太多而招致杀身之祸。冯唐则指出，皇帝掌控天下，区区几个傲慢大臣不足以威胁皇权，真正的原因是年羹尧不懂为臣之道，未能把握君臣分寸。 年羹尧的悲剧源于多重因素。早在雍正为雍亲王时，他曾写信斥责年羹尧忘恩负义，语气严厉，称其为无用之奴才。但雍正登基后，朝局未稳，急需年羹尧的军事才能稳定边疆。他将年氏家族召至京城，表面优待，实则作为人质，控制年羹尧的忠诚。年羹尧虽手握重兵，却始终是雍正手中的风筝，线头牢牢掌握。 冯唐提到“自污”之道，举例战国时期的王翦和汉初的萧何。王翦攻楚时，频频向秦王索要赏赐，示无野心；萧何晚年故意贪污，主动请罪，保全性命。这些臣子深谙权力平衡，主动示弱以避猜忌。年羹尧却缺乏这种智慧。他在川陕专权独断，擅自任免官员，组建私人卫队，形同地方诸侯。他的奏折中，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字迹潦草，被雍正视为不敬。1724年，他第三次入京觐见，言行傲慢，进一步激怒雍正。 年羹尧的飞扬跋扈并非唯一罪状。他与雍正的政敌、九阿哥胤禟（允禟）私下往来，引发谋反嫌疑。他贪敛财富，家产高达数百万两，远超合理范围。他还干预朝政，推荐亲信，结党营私，触碰皇权底线。这些行为让雍正感到威胁，促使他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经的功臣。 冯唐的分析强调，臣子必须明白自己的位置。年羹尧飞得太高，却忘了线的存在，注定摔得粉碎。董宇辉感叹，做臣子需有风筝的觉悟，冯唐则补充，若能自立飞翔，方可摆脱控制，但这需要真正的本事。 1725年2月，雍正借“朝乾夕惕”事件公开斥责年羹尧，称其不敬。4月，他被贬为杭州将军，旋即降为闲散章京，负责看守杭州东门。9月，年羹尧被削爵逮捕，押解进京。廷臣列出92条罪状，包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擅权专断、私通皇子等。他在川陕自立门户，拥有私人卫队；接受巨额贿赂，滥荐官员；与胤禟、胤祯（十四阿哥）私下往来；家产数百万两，远超合理范围。部分罪状属实，部分则是政敌的夸大指控。 1726年1月13日，年羹尧被赐自尽，终年47岁。他的长子年富被斩首，其余子嗣被流放。雍正下令抄没年氏家产，兄弟子侄多人被流放或处死，但念及年羹尧功劳，赦免了他的几个幼子，未赶尽杀绝。年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年羹尧的悲剧揭示了封建体制下皇权的至高无上。臣子无论功劳多大，都必须保持谦卑，稍有僭越便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冯唐的讲述点出，历史上的王翦、萧何通过示弱保全自身，而年羹尧一味张扬，终成悲剧。这不仅是个人失败，更是权力博弈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