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主席的贴身秘书沈之岳，给毛主席递了一支香烟，可毛主席却感觉不对劲，就说：这人可能有问题，把他调离吧！
沈之岳，1913年生在浙江仙居，家境不错，人也聪明，20岁考进上海复旦大学，那时候年轻人接触新思想，他也不例外，搞起了工人运动，还带头罢工，结果在1933年让国民党给抓了，有意思的是，他在牢里居然能随机应变，瞎掰说有国民党高官亲戚罩着，愣是没吃什么苦头。
这事儿传到军统头子戴笠耳朵里，戴老板就喜欢这种机灵人，几番谈话下来，沈之岳答应加入军统，还进了特务学校，系统学了怎么搞情报、怎么伪装，学得快，用得也快，很快成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也入了国民党。
戴笠对沈之岳期望很高，不久就派了个硬任务，去延安，目的明确，一是摸清中共家底，二是找机会干掉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核心人物，为了装得像，沈之岳下了功夫，不仅学了俄语、英语，还啃了不少马列著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铁杆革命青年。
他先用假名“李国栋”在上海混进中共地下组织，一边干活，一边给军统送情报，到了1938年4月，他又换了个身份“沈辉”，跟着一个大学教授访问团去了延安，别人走了，他却坚决留下，说要投身革命，延安也不是那么好进的，边区保卫处反复审查，跟处长周兴、副处长王范谈了好几次话，他都应付过去了，顺利进了抗日军政大学。
在抗大，沈之岳表现抢眼，成绩好，态度积极，连当时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都看好他，康生甚至公开表扬他，让大家别总戴有色眼镜看国统区来的进步青年，有了康生的“认证”，沈之岳的路就好走多了，不仅入了党，后来还被调到中央机要部门工作，接触到了大量核心机密。
他在延安那几年，做事非常小心，几乎没露出什么破绽，但就在1938年某天，坏事就坏在那根烟上，据说，那天毛泽东烟瘾犯了，正好没烟，沈之岳赶紧掏出一包递过去，疑点来了，第一，沈之岳自己不抽烟，身上带烟干嘛，第二，那烟恰好是毛泽东常抽的牌子，第三，他点烟的动作很别扭，不像老烟民。
这些细节，据说让毛泽东起了疑心，觉得这个人不简单，于是，没过多久，沈之岳就被派往浙江白区，名义上是支援新四军，实际上是把他调离了延安这个心脏地带，他自己也承认，曾在窑洞外的树下发现过同伙留的暗号，约他见面，但他没去，那段时间，延安确实破获过中统特务案，有特务交代军统派人潜入意图刺杀，但始终没抓到人。
1939年离开延安后，沈之岳到了浙江白区，在这里，他继续为军统干活，利用在新四军内部活动的便利，搜集了大量部队调动、作战计划的情报，1940年底，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移，沈之岳就把新四军的行军路线和部署情况，详细报告给了戴笠。
接着就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在安徽南部设下埋伏，新四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很多人认为，沈之岳提供的情报是国民党能精准设伏的关键，事变后，中共经过调查，确认了情报泄露，沈之岳的叛徒身份也就此坐实，还有一种说法，他离开延安后，可能还当过延安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络员，这意味着他当时仍以中共党员“沈辉”的身份活动，同时在国统区又是军统特务“李国栋”，在两边巧妙周旋。
1941年7月，因为他推荐的一个特务暴露，沈之岳被迫撤回重庆，军统特务身份公开，当上了军统局第一处科长，1943年，又当上军统东南特侦站站长，这时候，中共方面才算彻底确认，这个人早就为国民党服务了。
从1933年被戴笠策反算起，他在中共组织里，包括核心部门，待了足足九年，有意思的是，曾与他共事的张爱萍将军后来评价他，“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这话听着，有点不是滋味。
1949年，沈之岳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凭着他的特工经历一路高升，后来做到调查局副局长，1964年更是亲手组建了台湾调查局并当上首任局长，在台湾，他还办了一件让蒋家父子特别满意的事——“溪口拍照事件”。
大陆解放后，蒋介石、蒋经国很担心奉化老家祖坟的安全，沈之岳摸准了上级心思，搞到了溪口老家的最新照片送上去，怎么搞到的，台湾方面的说法是他策划派人潜入大陆拍的，原公安部部长王芳也证实了这个说法，甚至提到另一种可能，是沈之岳亲自化装潜回去拍的，不管怎样，这份“礼物”让蒋介石很受用，也成了沈之岳在台湾平步青云的资本，他深得蒋经国信任，一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大佬。
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完，他的直接下属，后来研究大陆问题的权威曾永贤，在其访谈录里却说，沈之岳其实是中共派往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员，再加上张爱萍将军在他去世时的评价，“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这“一事二主”，到底是指他同时效力国共两党，还是指他侍奉了蒋家两代，更是让人琢磨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