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红军高层吵得不可开交，凯丰站起来，拍桌子支持博古和李德，说毛泽东“没学过马列”，打仗就是“照着《三国演义》演的”，毛泽东没发火，只问他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多少章节？”凯丰哑口无言，这句话成了他一生里最尴尬的时刻，也成了他人生大转弯的起点。
凯丰本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出身贫苦，早年去了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和博古是一路人。
回国后，博古把他介绍进党内核心，一路提拔，凯丰年轻气盛，又有洋学历，对毛泽东那套“山沟沟里的经验”瞧不上。
他一直认为搞革命要靠理论，要按苏联那一套教条来，红军长征前夕，他被派到红九军团做中央代表，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开得紧张，会议地点选在一个二层小楼里，只有少数高层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博古、李德的指挥有大问题，红军损失太大，必须调整领导人。
凯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指着毛泽东说：“你不懂马列主义，打仗靠小说。”他甚至引用“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话来讽刺毛。
毛泽东听完，只反问了那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凯丰答不上来，脸一下红了。
这场争论让很多人重新打量凯丰，他有知识，但太教条，一开口就套理论，完全不看实际战况。
与会者多数倒向毛泽东，凯丰成了孤家寡人，会议最终确定了毛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明确罢免博古，但实权已转移。
会后，红军继续北上，走的就是毛泽东主张的“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路线，几次关键战役中，红军反败为胜，尤其是“四渡赤水”，让很多人服气。
凯丰一路跟着，看着毛指挥作战，一边怀疑一边震撼，尤其是在扎西会议上，他彻底改口了。
他当众承认：“过去我只会搬马列，不看地图，不看敌情，是我错了。”这是他第一次转变，也是他在党内重新获得尊重的开始。
同年6月，红军主力到达川西，与张国焘的部队会合。张国焘当时野心很大，另起炉灶，搞起了自己的“第二中央”。
很多干部一时迷茫，不知听谁的，凯丰站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句句批张，指名道姓，说“另立中央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险行动”。
文章传开，很多人重新站队。张国焘勃然大怒，直接把凯丰调离前线，想边缘化他，但毛泽东知道这事后，对身边人说：“凯丰这次站得对。”
后来到了延安，凯丰开始在宣传和理论战线上发力，他参与整风，写材料，带队伍，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
1941年整风运动推进，他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成了整风的中心口号，他带人写教材、改口号、抓学风，被称为“延安理论骨干”。
1942年，他还为抗大写了校歌，歌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后来传唱全国。
抗战胜利后，凯丰被派到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当时国共局势紧张，他主导创办了《东北日报》，组织文艺宣传队，搞文化建设。
他主张“新闻要有枪声，也要有民声”，提倡战地记者深入一线，把根据地的事写得有声有色。
为了搞好宣传，他还跑过鞍山钢铁厂、松花江边的渔村、抚顺煤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
1952年，他调到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他亲手主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起草，带人写了几十万字的政策解读。
他每天工作到深夜，白天还要讲课。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他负责理论部分，要求文稿必须“通俗易懂，一听就懂”。
1955年凯丰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知道后，托人带话：“叫他安心治病，过去的事都放下了。”还亲自题写了《东北日报》的报头。
虽然凯丰因为早年错误没能进入七大中央委员会，但毛一直没有放弃他，毛说：“凯丰是犯过错，但是坦白认错，不搞鬼。”
凯丰临终前最挂念的还是宣传战线，他叮嘱儿子何明：“多读书，多写文章，别像我年轻时那样光靠嘴说。”
1980年代，何明去遵义参观纪念馆，听讲解员说到凯丰当年支持博古，他脸色一下变了。
讲解员后来得知身份，私下向他道歉，说以后会调整说法，把凯丰后期的贡献讲出来。
2006年，是凯丰诞辰100周年，共青团中央为他开了纪念会，会上提到，他“敢讲错话，也敢认错”，是“知错改错、敢做敢当”的典型人物。
凯丰的一生，从苏联留学生到红军政委，从教条干部到实干派理论家，他的转变不是一句“成长”能概括的。
他摔过跤，走过弯路，但最终没掉队，反而走在了前头。
参考资料： 《遵义会议纪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