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三强走在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突然拦住他。钱三强抬头一看，不禁惊呼：“老师，您怎么成了这样！”
1972年秋，北京街头。
钱三强穿一件洗得泛白的中山装，低头往单位方向走。布鞋踩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满脑子都是科研数据，没留意拐角处的动静。
突然，一个佝偻的身影晃到面前。
钱三强猛地抬头，见是个讨饭的老人：灰扑扑的衣裳补丁摞补丁，领口磨得发亮，袖口沾着饭渣；头发胡子结成绺，乱蓬蓬顶在头上；脸黑红粗糙，眼窝凹进去，眼珠发浑，却盯着他发直。
老人伸手拽住他的袖口。
钱三强碰到那双暴起青筋的手，虎口处有道陈年疤痕。四目相对时，他心里咯噔一下 —— 这双眼睛虽布满血丝，却藏着股熟悉的温和，让人想起清华园里总在实验室门口等学生的身影。
“老师？” 他喉咙发紧。
老人嘴唇哆嗦着，半天扯出个笑，嘴角往下耷拉，露出没了门牙的牙床：“三强啊，是你……” 嗓音沙哑，带着涩味。
钱三强鼻子一酸，反手握住那双手。
掌心的老茧磨得他生疼。当年在清华，这双手曾握着试管做实验，在黑板上写满公式，如今却粗糙不堪。他顾不上路人目光，拉着老人走到巷口石阶坐下：“您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老人叫叶企孙，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半数以上顶尖科学家，如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甚至诺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都曾是他的学生。 抗战前，他在清华园是儒雅的先生，总穿合身长衫，戴金丝眼镜，讲课时声音不高却句句清楚，外校学生常偷偷来蹭课。
学生病了，他送药；学生没钱吃饭，他塞饭票；学生论文遇到瓶颈，他在实验室陪到深夜。
可这一切，毁在学生熊大缜的事情上。
1937 年抗战爆发，熊大缜本要去德国留学。
叶企孙把他叫到办公室，窗台上的仙人掌正开着黄色的花。他摘下眼镜擦了又擦：“大缜，八路军缺武器，你学的炸药能派上用场。”
熊大缜没犹豫，转身去了冀中军区。叶企孙怕他人手不够，又动员一百多个学生，带着显微镜、烧杯等器材去了根据地。
熊大缜果真能干。
他带着工人用土办法造炸药，做出威力不逊色于进口货的烈性炸药。冀中军区炸药厂最多时有两千人，子弹、手榴弹、地雷成车往外运送。村口路边的地雷，炸得日军骑兵不敢轻易进村，老百姓说 “熊部长的雷比大炮还管用”。
灾祸从一场谈话开始。
1941年，国民党考察团来到冀中军区。专家方平跟熊大缜用英语聊技术，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听不懂，看两人有说有笑，心中起了疑心：“都是中国人，为啥说洋话？莫不是通敌？” 这怀疑，成了大祸根。
国共关系恶化后，“锄奸” 运动兴起。
熊大缜被抓进土牢，罪名是 “国民党特务”。他喊哑了嗓子分辩，说自己造的炸药炸死多少鬼子，可没人听。1942 年的夜里，他被拉到河边枪毙，年仅 26 岁。
叶企孙得知消息，连夜冒雨赶到冀中。
他翻出熊大缜的炸药配方、实验记录、根据地嘉奖令，想替学生申冤。可那时，谁替 “特务” 说话 谁就被视为同党。1968年，他被关进牛棚，扫厕所、挨批斗，连一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
冬天夜里，他蜷在水泥地上。
听着窗外北风呼啸，想起熊大缜临走前说 “老师等我胜利回来”，眼泪把草席洇湿了。
两年后他被释放，没了工作，没了户口。
他揣着破搪瓷缸上街要饭，夏天蹲在书店门口，冬天缩在胡同墙角。有人施舍块窝头，他就点点头，用漏风的牙慢慢啃 —— 谁能想到，这个浑身散发着酸腐味的老乞丐，曾是清华物理系主任，亲手培养出 79 位院士。
钱三强听完，拳头捏得咯咯响。
他想起在清华时，叶老师总把最新外文资料留给他，周末叫他去家里吃饭，师母会特意炖锅排骨。
现在看着老师衣不蔽体，他喉咙像塞了团棉花：“您等着，我找伟长、九章他们，一定把这事说清楚。”
接下来半年，钱三强跑遍北京各个部委。
他带着学生名单，挨个找当年的同事作证，连熊大缜当年的警卫员都找到了 —— 那汉子已是副师长，红着眼说：“熊部长死得冤啊，他的炸药救了多少战友！”
1975年，调查组进驻清华。
调查组成员看到叶企孙在牛棚里用烟盒纸记录的物理公式，以及他因被打断三根手指仍坚持书写的申诉材料，一时沉默了。
第二年，平反通知下达时，叶企孙正坐在钱三强家的藤椅上晒太阳，他摸着盖着红章的文件，缓缓说：“大缜可以安息了。”
1977年，叶企孙病逝。
追悼会上，钱三强颤抖着念悼词：“先生一生未娶，却把成千上万的学生培养成国家栋梁……” 说到 “成千上万” 时，他声音哽咽：“都是他的儿女。”
那些曾在硝烟里奔走的科学家，那些在牛棚里坚持计算的手，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冤案，终于在某个秋日，让世人看见 —— 师者风骨，如松如柏，纵经风雨，终见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