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海南昌江，墩头村外的稻田里，两个“农民”蹲在地头，锄头在手，却不怎么下地干活，一个劲往村里张望。
村里那边，中共地下党正在开会，可这两人不是种田的，是日军派来的特务。
钟升恒在不远处盯着，心里已经有了数，他清楚，这俩人不对劲，得想法子拿下。
事情是从前几天开始的，昌江县委有重要干部转移，要经过墩头村，村子不大，但地形偏僻，是个转移人员的好地方。
可没想到，前一天夜里，钟升恒听村民闲聊，说有两个新来的“农夫”，整天不种地，就围着村口转悠，有人说他们眼睛像狼一样，村里娃靠近都被吓哭。
钟升恒当时是伪琼西总会副会长，表面上是伪政权里的一号人物，实际上是中共派进去的潜伏特工。
他知道这种时候冒出陌生人很危险，更何况村子近来本就敏感，他没打草惊蛇，先让人悄悄盯着两人动向。
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个借口，也到了田边看“农活”，远远地看见那俩人，一个个衣服是旧的，但裤脚上的泥一点都不自然。
真正干农活的，裤脚都是朝上卷一截，泥巴均匀糊着，他们倒像是蹭上去的。
再一看两人站位，不是背着村子，而是时不时往村口望，这不对劲，普通村民从不这样。
钟升恒看得出来，这俩人心里有鬼，他试探性往那边靠了靠，对方立马挪地方。
他故意从他们走过的地方探查了一遍，发现他们每次都绕开巡逻哨点。
而当天下午，他派出去的联络员回来，说这两人根本不是墩头村户籍，连口音都不是昌江人。
这些迹象已经够用了，但钟升恒没贸然出手，作为潜伏者，他不能直接动手，身份一旦暴露，不光自己没命，整个地下交通线都得完蛋。
他转了个弯，叫来几个伪军士兵，说村口可能有“共军残匪”混入，要加强巡逻，他用的是伪军上级的口吻，没人敢不听。
那天傍晚，钟升恒亲自带着这几个人在田边出现，他把眼一瞪，说刚刚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村民，要求立刻追查。
士兵一听，来了精神，毕竟上面说的，他们哪敢怠慢。他再补一句，“遇有反抗，格杀勿论。”
这句话一出口，几个士兵立马端起枪往那两人藏身的树林追过去。
树林那边一阵慌乱，那两人明显没想到会突然被人追击，拔腿就跑，还没跑出五十米，树林边就响起了两枪，没打中，但把他们吓得趴地。
钟升恒站在不远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的方向，随后他命人往附近伪警察分遣队通报，说村外发现“可疑人物拦截巡逻队，疑似共匪。”
这下算是把局势搅活了，伪军、伪警察纷纷调动，村民也都围观。
两人看势头不对，死命往东逃。没跑出几里地，弃了农具，进了山里，彻底没影了。
钟升恒没追。他知道，这俩人不敢再回来，他也没解释太多，装出一副“成功驱逐敌人”的嘴脸，甚至还“感谢伪军勇敢出击”。
事后，有线报传来，那两人确实是日军情报科的人，一个叫颜书子，是日军海南情报负责人，另一个是他的随员王定魁。
他们是受命来侦察中共人员转移路线的，这次直接被赶跑，算是挫了敌人锐气。
更重要的是，整个地下线没有受到波及，安全度过那段紧张时期。
这事儿过去后，墩头村的百姓再也没见过那两个“农夫”，钟升恒也没提这件事。
他清楚，在伪军这种地方活着，得靠脑子，你不能指望士兵忠心，但你可以利用他们的职责。
他不是去劝他们反日，而是让他们按规矩办事，办着办着，就把敌人逼走了。
其实在整个海南抗战期间，这样的事不止一次。
潜伏人员被派到伪军、伪政权中，每天要演戏，对上要装忠心，对下要传命令，还要伺机打击敌人。
这活不是人干的，一不小心就得丢命，可也就是这样一群人，维持了地下组织的安全，打掉了多少敌人的阴谋。
在海南，像钟升恒这样的潜伏者不少，有的混进伪军当连长，有的藏在县政府做文书。
表面上对日本人点头哈腰，背地里传送情报、掩护干部转移、策反士兵、布置武装斗争。
每一步都得小心再小心，因为一个细节出错，就全盘皆输。
而敌人也不是傻子，日军常年派特务伪装农民、货郎、商人进入村子，不是来卖东西的，是来找中共的。
他们说话不带本地腔，干农活连锄头都拿不稳，但只要没人盯着，他们就能混进去。
可只要有像钟升恒这样的人，一眼就能把这些“伪装”看穿。
在潜伏战线上，不是你枪快就赢，是谁更懂人性，更能掌握周围每个人的心理。
你知道士兵怕被罚，就让他们按命令开枪，你知道敌人怕身份暴露，就给他们制造混乱，你说白了，是在人缝里活着，还得算计敌人。
到后来，钟升恒被转调，任务也换了人，但那几年，他在伪军里挡下多少情报偷袭、转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
他也从不多说，只说：“我们干这个，谁都不能知道我们是好人。”
这话听着心酸，但却真实，抗战时期的隐蔽战线，不是传奇，是血和命换来的平安。
